冬至日，江宁城冷得透骨。
总督衙门后宅的书房里，炭火烧得通红，却暖不了窗棂上结的那层霜。曾纪泽坐在父亲床榻边的矮凳上，手里捧着一卷《资治通鉴》，却一个字也读不进。
他的目光，始终落在父亲身上。
曾国藩靠在大迎枕上，闭着眼，呼吸很轻，轻得像随时会断。才六十一岁的人，头发全白了，脸颊凹陷下去，露在锦被外的手瘦得只剩皮包骨，青筋像枯藤一样蜿蜒。
“父亲……”曾纪泽轻声唤。
曾国藩眼皮动了动，没睁开：“嗯？”
“您……要不要喝点参汤？”
“不喝。”声音沙哑，但还算清晰，“喝了也是白喝。”
曾纪泽鼻子一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他是次子，大哥纪鸿早夭，他成了实际上的长子。这些年跟着父亲辗转各地，从北京到安庆，从安庆到江宁，看着父亲从意气风发的湘军统帅，变成如今这般枯槁模样。
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树，外表还在，内里已经空了。
“纪泽，”曾国藩忽然睁开眼，“去，把书案上那个紫檀匣子拿来。”
曾纪泽起身，走到书案前。案上堆满了书、奏折、信札，最显眼处果然放着一个紫檀木匣，一尺见方，包浆温润，该是用了很多年的旧物。
匣子不重，但曾纪泽捧在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
“打开。”曾国藩说。
匣盖掀开，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三样东西：一本手抄的《挺经》，纸页已经泛黄；一枚缺了角的私章，刻着“涤生”二字；还有一绺用红绳系着的白发。
曾纪泽认得那白发——是父亲五十岁生日那天，母亲欧阳氏亲手从他鬓边剪下的。那时父亲刚打下安庆，正是功成名就之时，母亲笑说：“留一绺做念想，免得将来忘了你年轻时的模样。”
这才过去十一年。
父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挺经》是我写的，”曾国藩示意儿子把匣子放在床边，“讲的是如何在逆境中挺住。那枚章，是我中进士那年刻的，想着将来要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大臣。这绺头发……是你娘剪的。”
他每说一样，就用手轻轻抚摸一下，像在抚摸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父亲，”曾纪泽忍不住问，“您这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
问题问出口，他就后悔了。父亲病成这样，不该问这些的。
但曾国藩却笑了。
笑容很淡，像冬日窗上的霜花，一碰就化。
“最得意？”他想了想，“是没死。”
曾纪泽愣住。
“咸丰四年，靖港水战，我兵败投江，被章寿麟捞起来。咸丰十年，祁门被困，李秀成大军压境，我写好遗书，准备殉国，鲍超及时赶到。同治三年，天京破城，我站在太平门上，乱箭如雨，一支箭擦着我喉咙过去，再偏一寸，就没了。”
他顿了顿，喘了口气：
“还有……体内那条东西，折腾了二十年，我也没被它完全吞掉。”
曾纪泽浑身一震。
“父亲，您说什么……”
“你知道的。”曾国藩看着他，眼神很平静，“你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敢问，对不对？”
是的。
曾纪泽知道。
他见过父亲半夜惊醒，浑身冷汗，眼睛里闪着野兽般的凶光。他见过父亲批阅奏折时，突然把笔折断，指甲掐进肉里，血滴在纸上。他见过父亲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声音时而苍老，时而狰狞，像两个人。
但他从来不敢问。
因为那是父亲的秘密，是曾家的禁忌，是这个中兴名臣光鲜外表下，最黑暗的深渊。
“它今天很安静。”曾国藩摸了摸胸口，“大概知道……我快死了，它也活不成了。”
“父亲！”曾纪泽跪下来，握住父亲的手，“您别说这种话……”
“怕什么？”曾国藩反握住儿子的手，那只手冰凉，但握得很用力，“人都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的时候，明不明白自己这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窗外传来更夫打梆子的声音。
三更了。
“纪泽，”曾国藩忽然说，“你信书吗？”
“信……信啊。”曾纪泽有些茫然，“父亲不是常说，读书是天下第一等事吗？您自己就手不释卷……”
“那是以前。”曾国藩摇头，“现在我告诉你——别太信书。”
他指着那本《挺经》：
“这本书，我写了十二篇，教人如何挺、如何忍、如何熬。写的时候，我以为懂了人生。现在看，全是屁话。”
曾纪泽睁大眼睛。
“人生不是挺出来的，是……撞出来的。”曾国藩眼神飘向窗外，像在看很远的地方，“你撞上一个时代，撞上一群敌人，撞上一堆身不由己的事，然后被撞得头破血流。挺？挺不住的。能活下来，不是因为你挺，是因为……运气。”
“运气？”
“对，运气。”曾国藩转过头，看着儿子，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一生，不信书，信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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