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领事馆二楼办公室的百叶窗半阖着，将午后的阳光切割成细密的条纹，投在深色柚木地板上。阿尔贝·杜邦站在窗前，目光追随着院子里那株在秋风中颤抖的玫瑰，它的花瓣边缘已泛起焦褐，却仍固执地 clinging to life，如同这栋建筑里所剩无几的尊严。
他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早已失了温度。指尖传来的冰凉黏腻感，恰似他此刻的心境——一种被无形泥沼包裹、难以挣脱的滞重。山本弥太郎在网球场上那看似随意却字字千钧的“提醒”，以及那个中国球童冒险传递的警告，在他脑中交织回响，形成一道几乎无解的政治演算题。他需要的，不仅是策略，更是执行策略的人。而在这座被各方势力渗透的领事馆里，谁的忠诚可以倚仗？这本身就是一个赌局。
1941年的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是一个被割裂的微缩宇宙。表面上，它依旧运转着，处理签证、商贸、侨民事务，维持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官僚程式。但自1940年夏天法国战败，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与德国媾和以来，这座领事馆的每一份发出文件，都需盖上效忠“法兰西国”（état Fran?ais）而非“共和国”（République）的新印章。这一字之差，如同一道深深的裂隙，割开了馆内职员们的心。高级官员多由维希政府任命，倾向于“合作”政策以求自保；中低级职员则情况复杂，既有见风使舵、唯恐丢了饭碗的庸碌之辈，也有内心效忠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自由法国”、对现状感到屈辱却不得不沉默的爱国者，更有被日方或汪伪政权暗中收买、传递消息的眼线。在这里，每一句对话都可能被曲解上报，每一个眼神都可能被过度解读。信任，成了最奢侈的资产。
杜邦按下呼叫铃。片刻后，敲门声响起。进来的是法租界巡捕房总监，马修·勒克莱尔（Mathieu Leclerc）。他约莫四十岁，身材高大挺拔，穿着熨帖的巡捕房制服，肩章上的徽标闪着冷光。他的脸庞线条硬朗，下巴方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习惯于锐利地审视，那是长期从事警务工作所训练出的目光。但此刻，那目光深处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与审慎。他并非外交世家出身，而是凭借在殖民地警务工作中的雷厉风行和（战前）的政治正确得以晋升。战争改变了一切，他如今手握租界内实际的武装力量与情报网络，却不得不在维希政府指令、日方高压、租界复杂生态以及个人信念之间走钢丝。
“总监先生，请坐。”杜邦指向办公桌对面的扶手椅，语气是一种刻意维持的平静。“关于昨日日方提出的……‘关切’，我们需要商讨出具体的应对流程。”他并未立刻提及网球场的暗号，而是先将那份山本留下的、写有“甜点要求”的菜单卡推向桌对面。
勒克莱尔扫了一眼，嘴角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总领事阁下，‘加强出版物管理’和‘审慎评估’是官方函件中可以写入的措辞。但具体到‘共享信息’，”他抬起眼，目光直视杜邦，措辞谨慎，“巡捕房的档案并非图书馆藏书，可供随意查阅。这涉及法律程序，以及……对信息来源的保护。”他刻意使用了中性而专业的术语，但“信息来源”一词背后，可能意味着线人、盟友，甚至是受庇护者。
杜邦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些，不再是完全的官方口吻：“马修，这里没有外人。你我都很清楚，这不是简单的警务合作。日本人要的不是几个小毛贼，他们想要的是钥匙，能打开通往租界内所有反日力量大门的那把钥匙。交出名单，就是交出了我们最后一点自主权，和做人的底线。”他直呼其名，并使用了“我们”和“做人的底线”，这是在尝试超越上下级关系，诉诸于共同的身份认知与道德困境。
勒克莱尔沉默了片刻，指节无意识地敲击着扶手。他当然明白。巡捕房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既有对日强硬派，也有被日方威逼利诱的动摇者。“完全拒绝是不现实的，总领事。他们的军舰就在黄浦江上。我们需要一个……‘合规’的拖延与筛选方案。”他同样压低了声音，“比如，提供一份过时的、无关紧要的名单，或者将核心人物的信息模糊处理，甚至掺入一些假情报。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绝对可靠的人去操作。”他提出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也点明了执行的风险与核心需求——绝对可靠的人。这既是在陈述困难，也是一种试探，想知道杜邦到底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种阳奉阴违的行动，以及，他是否信任自己。
对话在极度压抑的氛围中进行。杜邦能感觉到勒克莱尔的谨慎，这是一种在高压环境下生存必备的自我保护。他内心焦急，却深知不能催促。每一次停顿都充满张力，仿佛能听到彼此心跳声。他在评估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同样在评估他——这位总领事是真心抵抗，还是仅仅在表演姿态，事后却可能让具体执行者成为替罪羊？当杜邦最终说出“我需要你的判断，马修。在这件事上，你的专业知识和……你的忠诚，是领事馆能否守住最后防线的关键”时，勒克莱尔眼中那层冰封的审慎似乎融化了一丝。这是一种重大的托付，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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