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深秋的香港，阳光穿透殖民建筑高大的百叶窗，在周景明科长办公室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条纹。空气里弥漫着旧文件、地板蜡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雪茄烟丝腐败的甜腻气味。周景明端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试图维持住平日的官僚姿态，但他放在光滑桌面上的右手食指，正不受控制地轻微敲击着，暴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对面，那位自称“布朗先生”的瑞士钟表商，正悠闲地欣赏着墙上那幅维多利亚女王肖像，仿佛只是来进行一次无关紧要的社交拜访。
“布朗先生”终于将目光移回，他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与周景明试图隐藏的慌乱形成鲜明对比。他没有寒暄，直接从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夹，推到周景明面前。动作轻缓，却带着千钧之力。
“周科长，”“布朗先生”——或者说，“账房”麾下的高级特工——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如同钟表机芯的啮合声，“我们都很清楚，时间，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消费品。为了避免您我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这里有一些……或许能帮助您更清晰认识现状的资料。”
周景明的手指停顿了一下，带着一种近乎亵渎神圣的迟疑，翻开了文件夹。里面并非他预想中的偷拍照片或账户流水，而是几份打印整齐的报表和分析文件。一份详细列举了过去十八个月内，经由他“特批”出口的、远超常规数量的战略物资（橡胶、钨砂、桐油）的最终流向追踪分析，清晰指向日本军方控制的空壳公司；另一份则是汇丰银行某个不记名保险箱的存取记录影印件，里面存放着他利用职权换取的金条和珍贵邮票收藏的清单，甚至附有几次他亲自前往保险库的模糊监控照片截图；最后一份，是一页简短的心理侧写，准确剖析了他“在殖民体系与家族利益夹缝中寻求安全感，对秩序崩塌抱有深度恐惧，且倾向于用物质积累填补精神空虚”的性格特质。
这份“礼物”的精准和深度，远超简单的威胁。它像一把手术刀，剥开了他精心维护的体面外壳，将内里的腐朽与恐惧暴露无遗。周景明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感到呼吸有些困难。对方掌握的不是孤证，而是一套足以将他彻底钉死的证据链和对他灵魂弱点的精准拿捏。
“你们……究竟想怎么样？”他的声音干涩，失去了往日的圆滑。
“账房”的特工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形成一个稳固而富有压迫感的姿态。“周科长是明白人。我们并非要断您财路，相反，我们希望与您建立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他的语气仿佛在谈论一笔普通的商业投资。
“合作？”周景明嘴角扯出一丝苦涩，“像我这样的人，对你们有何用处？”
“您的用处，就在于您坐的这个位置，”“布朗先生”指向周景明身下的高背椅，“以及您手中那枚小小的、能够赋予特定文件合法性的印章。我们需要的不多：未来三个月内，所有涉及战略物资管制、特别通行证发放、以及港口仓储调度的敏感文件，尤其是与日本商社相关的，在您签署之前，我们需要一份副本。”
周景明倒吸一口凉气。这等于让他成为埋在殖民政府经济心脏里的一颗炸弹。“这不可能！风险太大了！日本人、英国人，甚至重庆那边，都不是善茬！”
“风险当然存在，”“布朗先生”坦然承认，“但拒绝合作的风险，是即刻的、毁灭性的。想想看，如果这些文件出现在港督办公桌，或者……出现在《南华早报》的头版？您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职位和自由，还有您苦心积累的一切，以及您家人未来的保障。”
他顿了顿，观察着周景明脸上血色褪尽的过程，然后抛出了“胡萝卜”：“当然，我们不会让合作伙伴白白承担风险。首先，您在汇丰保险箱里的‘收藏’，我们会确保其绝对安全，甚至在必要时，协助您将其转移至更稳妥的地点，比如……瑞士。其次，这是一点小小的‘活动经费’。”他轻轻推过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
周景明打开纸袋，里面是十根黄澄澄的小金条，在透过百叶窗的光线下，散发着冰冷而诱人的光泽。这黄金与刚才文件带来的威胁，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一边是立刻能触摸到的财富，一边是身败名裂的深渊。
“这……这只是眼前……”周景明的声音带着颤抖，黄金的光芒映在他急剧收缩的瞳孔里。
“我们看得更远，”“布朗先生”接话，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蛊惑力，“香港绝非久留之地，风暴将至。当这座孤岛最终无法庇护任何人时，我们承诺，为您和您的直系亲属，提供一条安全的撤离通道，以及一个在……嗯，比如里斯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安心享受余生的新身份和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安置费用。”
这个承诺，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周景明内心最深的恐惧——对秩序崩塌、对失去一切、对未来无依的恐惧。日本人或许能给他更多黄金，但能给他在世界另一端的退路和安稳吗？英国人自身难保，更不会在乎他这样一个“本地雇员”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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