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帝辛的王朝在天命玄祭的余晖中拉开了帷幕，然而其曾经与永宁之间共谋与盟誓，似乎也随着祭祀的结束而被刻意或无意地搁置在了记忆的角落。
初登大宝的帝辛，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铜战车，将全部的精力与铁腕都投入到了巩固权力、推行新政的滚滚洪流之中。
殷商的朝堂，在帝辛的意志下，经历了一场不动声色却影响深远的重新布局。那些曾在关键时刻支持他、或被他视为必须妥善安置的势力，得到了相应的“酬谢”与安排，而这安排本身，就蕴含着深远的政治算计。
曾为太师、总揽朝纲的比干，被改任为少师。少师之位，依然尊崇，主管教育训导，地位清贵。然而，与总揽军政要务的太师相比，实权已然大减。帝辛以此举，既酬谢了比干在关键时刻带头拥戴之功，保全其颜面与宗室地位，又巧妙地将这位德高望重、可能对激进新政持有异议的王叔，调离了权力核心的决策圈。比干对此心知肚明，他面上依旧沉稳，但眉宇间时常掠过一丝忧虑与寂寥，更多的时间用于整理典简、教导王室子弟，对朝政虽仍有谏言，却不再如以往那般事事参与、据理力争。他与永宁之间那份关于“回归”的契约，似乎也因这地位的微妙变化和帝辛的“遗忘”，而被悬置了起来。
公子启，这位曾经的竞争者，在政变失败后，并未遭到血腥清洗。帝辛展现出了一位胜利者的“宽容”与政治智慧。令其离开殷都，前往封地微。这看似是给予了宗室应有的封邑，实则是将其势力连根拔起，远离政治中心，近乎体面的流放。
公子启黯然离都，其身边的占氏残余势力也树倒猢狲散，再难掀起大风浪。微地偏远，消息闭塞，公子启在此，更像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
箕子则被帝辛擢升为太师，接替了比干原来的位置。箕子智慧超群，精通天道星象，且在对永宁的利用和后续对贞人集团的制衡策略上，与帝辛有更多的“默契”。他不像比干那样有着过于强烈的道德原则感和对传统的执着，更善于在规则缝隙中寻求平衡与实用之道。帝辛需要这样一位既有威望、又懂得变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沟通或压制贞人集团的重臣，来协助他推行新政，同时稳定朝堂上那些因改革而不安的旧贵族情绪。箕子成为了帝辛新政初期重要的缓冲与智囊，但他也深知，自己的权力完全系于帝辛的信任，因此行事愈发谨慎圆滑。
至于其他重臣，例如商容，以贤能着称的老臣，历史上在帝辛初期仍受尊重，后来因政见渐趋不合而影响力下降。他担任类似“司工”或重要礼官之职，只是后来对帝辛轻视祭祀古礼、滥用民力如兴建宫室、频繁用兵的行为深感忧虑，时常与费仲等人发生争执，是朝中保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例如梅伯、祖伊等直臣，这些历史上以敢于直谏闻名的臣子，在帝辛朝初期依然活跃。后来历史上记载他们对帝辛提拔费仲、飞廉等“小人”，以及日益明显的专断倾向感到不安，屡次进谏，时常引得帝辛不悦。朝堂之上，新旧观念、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暗流涌动。
至于费仲、飞廉、恶来等新贵，这些帝辛破格提拔的心腹，迅速占据要职。费仲善于理财逢迎，逐渐掌控经济与部分内政，飞廉、恶来父子则统领禁军及部分征伐之事，权势煊赫。他们是帝辛打压旧贵族、推行集权政策最锋利的爪牙，也因此成为旧臣们的眼中钉。
帝辛便沉浸在与这些新旧势力周旋、推动各项改革，削弱贞人、掌控资源、整军经武等的忙碌中。玄祭的辉煌，永宁那扭转乾坤的作用，仿佛都成了助他登上王座的、一段已经翻过去的篇章。
他或许并非完全“遗忘”，只是在那庞大而紧迫的帝国事务面前，与一个“异数”贞人的“私约”，显得不那么优先了。他甚至可能下意识地不愿深究永宁之事，因为她的存在和能力，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掌控的变量，她意味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所以只能暂时搁浅。
然而，永宁并未忘记。她在莘氏密室对陨石的探索越是深入，对宇宙奥秘的惊鸿一瞥越是震撼，她自然想起比干箕子之前的承诺，比起所谓的逆天改命，回归自己时代更重要，是强烈而清晰的。
她本就不属于这个青铜与血火交织的时代，她的知识、她的灵魂、她对“家”的思念，都锚定在数千年后。
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帝辛的“遗忘”和朝堂风向的转变。比干被边缘化，箕子虽居高位却态度暧昧，当初那些关于“回归”的郑重承诺，如今在现实的政治权衡面前，似乎变得飘忽起来。
她知道，不能再被动等待。她必须主动出击，提醒那些“契约者”兑现诺言。
她首先找到了如今清闲许多的比干。
在比干整理典牍的简室中，永宁没有迂回，直接提及：“少师，如今大王根基渐稳，朝局初定。昔日关于助吾回归故土的约定，不知可有了眉目？召唤祭祀的细节、所需的器物与能量，应尽早筹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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