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可持续创新理事会的总部设在苏黎世老城边缘一栋外表低调、内里却极尽现代之能事的玻璃幕墙建筑内。进入需要经过三道不同原理的身份验证：刷卡、虹膜扫描，以及一道据说能“检测访问者当前情绪状态与访问意图匹配度”的微妙压力测试——莉莉安在经过最后一道门时，明显感觉到一阵类似共鸣器扫描的轻微晕眩，但更隐秘，更深入。
研讨会在一间名为“棱镜厅”的会议室举行。房间呈椭圆形，墙壁是某种可以改变透光率和表面纹理的智能材料，此刻呈现为柔和的暖白色。一张巨大的、由整块可持续采伐的胡桃木制成的会议桌占据中心，桌面上内嵌着多个交互式显示屏。参会者大约二十人，除了陆川团队外，有像珍妮弗·莫雷诺这样的理事会高级职员，有来自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还有几位看起来像是科技初创公司创始人或独立艺术家。
会议的主题“非标准干预手段的伦理边界与社会潜能”听起来严肃，但开场却出人意料。主持人是位神经美学教授，他首先播放了一段视频：一群经过训练的蜜蜂，在按照特定频率闪烁的LED灯阵列指引下，在画布上用携带的不同颜色花粉“绘制”出了一幅抽象画。画作随后被数字化，通过算法转换成一段音乐，而这段音乐在播放时，参与测试的志愿者脑电波出现了显着的同步化现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教授扶了扶眼镜，“当生物行为、感官刺激、数字编码和社会效应形成闭环，干预的‘作者’是谁？是设计灯光频率的研究员，是遵循本能的蜜蜂，是转换数据的算法，还是最终产生共鸣的人脑？伦理责任该如何分配？”
讨论很快热烈起来。一位伦理学教授强调必须建立严格的“知情同意”框架，尤其是在涉及潜意识层面的干预时。一位AI专家则认为，如果干预结果是积极的（如减轻焦虑），且过程可解释、可控制，那么过于严格的伦理框框可能阻碍有益的创新。一位穿着扎染T恤、自称“意识活动家”的女士则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预设结果干预”，认为这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剥夺了人类体验痛苦、混乱和不可预测性的权利——“焦虑也是生命真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为了追求虚假的平静，而把灵魂阉割成温顺的数据包！”
陆川团队安静地听着，观察着与会者的立场和互动模式。珍妮弗·莫雷诺偶尔发言，言辞谨慎，总是试图平衡创新潜力与风险管控。她明显是场内的调停者和引导者。
轮到他发言时，陆川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在纽约北边一个山谷里，我们有几只鹦鹉。其中一只叫科科，它最早学会的词是‘牛市来了’，完全是个意外，因为我们有位研究员总在它笼子边念叨这个。”他语气轻松，“后来，我们尝试教它一些更平和的词，比如‘安稳’、‘生长’。科科学会了，而且它叫这些词的时候，不仅自己显得更平静，连周围其他动物，甚至一些偶然听到的人类访客，情绪都会变得舒缓一些。我们测了声音频率，做了一些分析，搞了个‘积极频率配方’。”
他顿了顿，环视会议室：“我们没设计蜜蜂灯光秀那么复杂的闭环，我们只是给鹦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学习环境，然后观察和记录。结果，一个焦虑的小女孩因为听到科科的叫声而平静下来；一个原本充满对抗情绪的抗议现场，因为一些听不见的‘安稳’声波和免费安神茶，变得没那么火药味。我们不确定干预的‘作者’是谁——是设计学习环境的我们？是选择模仿并传递这些声音的鹦鹉？还是那些听到声音后自身神经系统产生反应的人？我们也没法让鹦鹉签署知情同意书。我们只知道，一些真实的痛苦得到了缓解，而且没有任何人被强迫或欺骗。”
他看向那位“意识活动家”：“我同意您的部分观点，焦虑是真实的，我们不能也不该消除所有痛苦。但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尝试，提供一些‘声音上的阿斯匹林’，让那些被过度焦虑折磨的人，能有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而不是被痛苦淹没？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滥用止痛药，就禁止所有医药研发。”
会场安静了片刻。珍妮弗若有所思地点头。那位AI专家露出感兴趣的表情。意识活动家皱了皱眉，但没有立刻反驳。
程砚秋接着发言，展示了一些经过脱敏处理的声学数据和简单的能量场示意图，解释“生命共鸣源”（鹦鹉）与纯电子合成声音在效果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初步探索的“积极频率”与草本载体（茶）的协同效应。他的表述专业但充满热情，尤其强调了“尊重生物自主性”和“干预的开放性、可选择性”。
“我们提供的是‘声学环境选项’，而非‘声学指令’。”程砚秋总结道，“如同在沙漠中提供一口泉眼，行人可选择饮用与否，而非将水强制注入其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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