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门关上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苏霓坐在长桌末端，并不起眼的位置。
她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藏青色西装套裙，发丝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脸上没有多余表情，像一柄收在鞘中的刀。
这是她第一次以“公共文化治理创新课题组成员”身份出席闭门研讨会——不是作为主持人，不是作为媒体代表，而是作为被审慎考量的“变量”。
七位专家围坐两侧，多是体制内资深学者与技术官僚。
议题早已印发：《公众参与平台建设规范》。
草案第一条便旗帜鲜明：“建议由政府统一开发标准化记录终端，接入官方认证系统，杜绝民间无序采集带来的信息污染与舆情风险。”
“群众不具备专业素养。”一位白发老者声音沉稳，“他们拍的画面歪斜、录音杂音大，甚至断章取义，极易引发误解。若任其自由传播，等于放任情绪压倒理性。”
“而且数据安全如何保障？”另一位专家接过话头，“私人设备上传的内容，谁来审核？谁来追责？我们不能让社会陷入‘人人自证’的监控焦虑。”
一圈发言下来，基调明确：管控优先，稳定为重。
民间影像被视为隐患，而非力量。
轮到苏霓时，没人期待她能说出什么惊世之语。
毕竟，在座多数还记得她是谁——那个曾在直播中口若悬河的女主持人，风光一时，却因“风格过于激进”被调离一线多年。
她没起身，只是打开笔记本，连接投影。
屏幕黑了一下，随即跳出一段视频。
画面剧烈晃动，像是被人攥在手里狂奔。
灰黄的土路，远处几辆挖掘机正推倒房屋，砖瓦崩裂声混着模糊喊叫。
镜头颤抖着对准一辆挖机，车牌半遮泥污；下一秒切到一个穿迷彩服的男人挥手大吼：“都给我快点！五点前清场！”
全场安静下来。
苏霓开始逐帧播放，语速平稳却字字清晰：“这是西南某县征地现场，时间是去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二十三分。车牌经清洗还原为‘川R·’，属当地城建公司名下租赁车辆。指挥人员名为李国栋，系拆迁办临时雇员，此前已有三次强拆投诉记录。”
她暂停在房屋倒塌瞬间。
“结构坍塌时间为四点四十一分零七秒，比报备审批时间早了整整四十八分钟。而根据该县《征收公告》，合法作业时段为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
她轻点鼠标，弹出一张时间轴图谱，将村民报警记录、通话日志、气象数据与视频帧精确对齐。
“他们不会构图，但他们记得日期；他们不懂编码，但他们知道要留底。”她合上电脑，抬头环视众人，“你们想统一发放设备，是为了规范？还是为了控制谁可以发声？”
会议室陷入死寂。
有人低头翻文件，有人轻咳掩饰尴尬。
直到角落传来一声极轻的问话——
“这个人……是不是以前那个主持人？”
没人回答。但那语气里的震动，谁都听得出。
散会后，苏霓走在走廊，许文澜的信息立刻跳进来：“智言科技刚刚发布‘公民信用记录共建计划’，说是智能亭打卡反馈政策感受，就能加社会信用分。”
苏霓脚步一顿。
“我反向模拟了一百个虚拟用户，连续提交‘我理解政策难处’‘我相信政府会解决’这类话术。”许文澜的文字冷静得像手术刀，“第四天，系统自动推送‘情绪稳定模范市民’电子勋章，并开放社区优先服务权限。”
苏霓冷笑。这不是鼓励表达，是训练顺从。
“你投稿了吗？”
“已匿名发往《财经》内参，标题《驯化的表达：当顺从成为积分》。”
“好。”苏霓回了一个字，嘴角微扬。
风暴即将掀起，而她们只负责点燃引信。
与此同时，赵小芸正在剪辑室做最后调整。
第二集《说话的人》素材沉重却锋利。
那位环卫工母亲蹲在学校门口抄招生政策的样子，孩子攥着旧书包说“我想读书”的眼神，都被她用最克制的镜头留下来。
教育局的人果然来了，以“涉及未成年人隐私”为由要求停拍。
她当场打开“蜂巢镜像”APP，上传全部原始素材，生成不可篡改的哈希值存证链。
“根据《公共文化记录保护倡议书》第十一条，涉及公共事务的纪实影像，创作者享有完整权利。”她直视对方，“你们要的不是保护孩子，是掩盖问题。”
对方脸色铁青离去。
当晚，苏霓短信进来：“把孩子说‘我想读书’那段放在开头，不要配乐。”
赵小芸照做。
没有煽情音乐，没有旁白渲染，只有稚嫩的声音在空旷街角响起，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现实的皮肉。
成片一出，业内震动。
几天后，老张接到通知，受邀为新一批基层文化馆员培训新型记录设备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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