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刺骨的寒意，顺着陆承安的脊椎一路攀升，仿佛焚化炉的烈焰并非烧灼纸张，而是直接炙烤着他的灵魂。
黑暗的深渊已然洞开，他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都从那边缘拉回来，哪怕是与深渊本身为敌。
他几乎没有片刻迟疑，指尖在键盘上化作了风暴。
一份名为《关于立即叫停东仓系统非法档案处置行为的紧急法律意见书》的文档，在他的敲击下迅速成型。
这不仅仅是一封法律文书，更是一柄出鞘的利剑。
“即便程序合法性存疑，也不能成为毁灭证据的理由！”这句被加粗的标题，如同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可能看到这份文件的人心上。
陆承安的真正杀招，在于他创造性地援引了《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帮助毁灭证据罪”的共犯理论。
他用冰冷而精准的法律语言，剖析了焚烧行为的本质，明确指出，任何参与其中的公务人员，无论层级高低，只要执行了焚烧指令，就构成了这一罪名的共犯。
他们将不再是隐藏在庞大系统下的无名齿轮，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法律责任的独立个体！
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威慑。
它绕过了对体系的直接控诉，转而将矛头精准地对准了每一个具体的执行者。
文件定稿，陆承安做了两手准备。
一份，通过全国人大常设的信访系统，以加密通道直递最高层；另一份，则在同一时间，公开发布于“灯塔”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前者是向权力中枢的正式宣战，后者则是引爆公众舆论的雷管。
效果立竿见影。
短短两个小时，基金会官网的服务器几乎被挤爆，该文书的阅读量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突破了百万大关。
网络上，一股由法律界人士率先带起的讨论风暴，正迅速席卷全网。
几乎在陆承安按下“发送”键的同时，苏霓的指令也已下达。
她将这个行动命名为——“我活着，我作证”。
赵小芸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拨出，目标正是此前那场被强行中断的直播中，最后发言的那五位亲历者。
苏霓的计划清晰而大胆：邀请他们，携带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和遭遇的原始材料，秘密赴京，参加一场闭门听证会。
“常规的出行方式太容易被拦截。”苏霓的语气冷静得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行程全部拆散。”
一场精心策划的“隐形迁徙”开始了。
去北京的理由被伪装得天衣无缝：“带孙子去首都看升旗”、“去探望远房亲戚”、“参加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交流会”……他们乘坐不同班次的火车、长途汽车，甚至自驾。
住宿被巧妙地安排在了几所不同高校的内部招待所，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杂乱，且极少纳入警方的重点监控网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文澜彻夜未眠，开发出一个临时的加密通讯群组。
她给这个群组起了一个诗意的代号：“银杏叶”。
每一位赴京者和沿途接应的志愿者都在群内，一旦有人超过预定时间未报平安，系统将立刻触发最高级别的预警。
这条看不见的通讯线路，是他们生命安全的最后保障。
听证会当天，北京一家高校招待所的简陋会议室里，气氛肃杀。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被摩挲得边角泛黄的工作证。
他的声音嘶哑，却一字一句都带着血泪：“我叫王建国，六年前，单位通知我家属，说我因病‘自然死亡’。可我活得好好的！就因为有人看中了我那个副科长的位置，我的身份，我的人生，就这么被‘注销’了十年！”
他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相框，泪水无声地滑落。
她没有哭喊，只是将一张儿童出生证明的复印件推到桌子中央。
众人清晰地看到，那张证明的父亲一栏，是刺眼的空白。
“我丈夫……就因为当年举报了领导，档案就‘被丢失’了。我去给儿子上户口，派出所说，查无此人。所以我的儿子，从出生起，在法律上就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陆承安全程录制，每一个特写，每一次哽咽，都被镜头忠实地记录下来。
专业的公证人员在旁，为这一切的真实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法律背书。
听证会结束的当晚，陆承安和团队成员将数小时的素材，剪辑成了一段五分钟的纪实短片。
视频的标题，是他深思熟虑后定下的，充满了荒诞与悲凉——《他们说我已经死了》。
短片没有投放到传统的新闻平台，而是精准地投放至国内最大的几个短视频平台，并利用算法，优先推送给15到25岁的青少年用户群体。
风暴，在年轻一代中以裂变的方式炸开。
两天之内，“#我还活着”这个话题，在各大平台累计播放量，突破了两亿次。
无数年轻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在阳光之下，还存在着这样匪夷所思的“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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