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密不透风的黑屋，首先降临在苏霓的手机屏幕上。
教育厅的红头文件，措辞温和，却字字透着冰冷的傲慢。
一纸公文，宣布收回对三名教师的停职决定，舆论的怒火仿佛被瞬间浇熄。
然而，紧随其后的附加条款，如同一根淬了毒的钢针，精准地刺向了记忆工程的心脏——“今后类似课程需提前一个月报备，并由专家组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展。”
电话那头，李正南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苏霓，这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他们让了一步，我们也得……”
“李老师，”苏霓打断了他，声音平静得可怕，“这不是让步，是‘收编’。他们要把我们的手脚捆起来，用无休止的审批流程，把记忆的火焰闷死在摇篮里。我们不能再跟着他们的规则玩了。”
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如铁。
苏霓的团队成员们看着她，等待着新的指令。
苏霓走到白板前，拿起笔，没有写下任何战术，只画了一棵光秃秃的树。
她转身，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我们之前一直在乞求他们允许我们种树。现在，我决定，我们不再纠缠于‘允许与否’。”她重重一点白板上的树干，“我们要让这棵树，自己长出教室。”
话音落下的瞬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开关被按下。
许文澜的指尖已经在笔记本电脑上疾飞，屏幕上滚动的代码如同奔流的瀑布。
她抬起头，镜片后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明白了。体制内的审批轨道是单中心、人为可控的。要摆脱它，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认证体系。”
三天后，一个名为“教学行为确权系统”的平台悄然上线。
许文澜的天才构想被付诸实践：利用区块链的存证技术，将所有上传的“民间课标”教案、批改过的学生答卷、甚至是一段段粗糙但真实的课堂录像，全部进行哈希值固化，生成一个独一无二、永不可逆的数字凭证。
任何教师，无论在编与否，只要上传经核实无误的真实授课记录，就能在系统内获得一枚无法交易、仅代表荣誉的“银杏徽章”NFT。
这不仅仅是一枚数字徽章，更是一份在体制之外被公开承认的教学资历，一份对抗遗忘的勋章。
首批一千枚“银杏徽章”的申领通道开启后，申请如潮水般涌入。
最令人震撼的，是一份来自一位退休老教师的邮件。
附件里，是三十年前发黄、卷边的备课本扫描件，字迹工整，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当年寻访到的、却未被允许写进教材的细节。
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我教了一辈子书，到老了，总算能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枚徽章，我够格吗？”
与此同时，陆承安正在推动另一条战线。
他深知，民间的热潮必须有顶层的法律框架来保护，否则只是一场绚烂的烟花。
在他的多方斡旋下，一场极为特殊的小范围闭门听证会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
与会者只有三人：代表记忆工程的李正南，代表官方史学界的周茂才，以及一位在初期对记忆工程持激烈反对意见的资深教研员。
没有记者，没有旁听，只有最直接的观点碰撞。
那位教研员开场便语气强硬，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历史叙述必须统一”。
李正南没有与他争辩，只是平静地播放了一段课堂录像。
画面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站起来，眼神清澈又困惑：“老师，您刚才说的英雄事迹，和我爷爷讲的不一样。他说，他当时就在旁边，他说那个人没死……我到底该信谁？”
整个会议室陷入了刺耳的沉默。
那位教研员死死盯着屏幕上男孩的脸，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
许久，他长叹一口气，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喃喃道：“我……我一直以为，稳定最重要。直到今天才发现，当孩子开始质疑我们的时候，所谓的‘稳定’，早就成了流沙。”
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重磅消息传来：《公共记忆保护法》被正式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规划。
这意味着，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记忆，即将从一场民间运动，上升为国家意志。
如果说许文澜和陆承安的工作是在云端和顶层搭建框架，那么赵小芸则负责将这一切厚植于大地。
她发起的“种树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铺开。
二百所合作学校，从重点名校到偏远乡村小学，都在校园里最显眼的位置，开辟出一片小小的银杏苗圃。
每一棵新栽下的银杏树苗上，都挂着一枚精心定制的铜质铭牌。
铭牌正面是学校的校训，背面，则镌刻着一句从口述史中摘录的、最朴素也最震撼的真实话语——
“他说他没死。”
“我们家的地没有丢。”
“那晚的月亮，比血还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