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象谦站起身，代表红军表态：“请分局与苏维埃zheng府放心，红四军全体将士坚决执行会议部署，既要打好歼灭敌人的战斗，也要全力支持苏区建设，保卫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
甘元景也紧接着发言：“粮食委员会将立即落实粮食储备与节约制度，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绝不让红军战士与群众饿肚子！”
工农代表们也纷纷发言，表态要积极参与土地复查、春耕生产与扩红工作，为苏区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张焘看着眼前群情激昂的场景，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同志们，十件大事已经明确，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后，立即行动起来，团结带领广大军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们的苏区建设得更加巩固，迎接革命的最终胜利！”
上午十一时许，第二次新集会议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中闭幕。
1931年秋，鄂豫皖苏区的粮食危机如乌云般笼罩在大别山的上空。
本该是秋收的季节，田野里却看不到丰收的景象——G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苏区，不仅调集重兵进行军事“围剿”，更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盐、粮、布、药等物资流入苏区。
白区的粮商被严控，私运粮食到苏区者一经发现便以“通匪”论处，枭首示众；苏区边界的交通要道被敌军据点封锁，巡逻队日夜穿梭，连带着野菜、种子都成了禁运品。
而苏区内部，由于连年战乱，不少田地荒芜，春耕时推广的南瓜、红薯虽已下种，但幼苗尚在生长，远未到收获时节，根本无法缓解燃眉之急。
当时的鄂豫皖苏区，聚集着两万余名红军主力及机关人员，再加上因躲避战乱涌入苏区的大量群众，总人口超过十万。
而苏区的粮食储备早已告急，据粮食委员会统计，截至1931年9月，各级粮食贮藏所的存粮仅够维持一个月，且多为糙米、红米等粗粮，甚至夹杂着不少稻壳、糠皮。
红米，这种平日里农民都极少食用的粮食，此刻成了苏区军民的主食——它口感粗糙，难以下咽，吃多了还容易腹胀，但在粮荒面前，却成了维系生命的“救命粮”。
在红四军的营地，战士们每日的口粮被严格限定：每人每天只有七两红米，淘洗过后下锅，煮成的饭稀稀疏疏，能清楚地看到米粒之间的空隙。炊事班的战士们想尽办法节省粮食，淘米水舍不得倒掉，用来喂伤病员的战马；饭煮好后，先给伤病员和值勤战士盛上稍稠的，其他人则只能分到大半碗稀饭，里面偶尔夹杂着几片从山里挖来的野菜。有年轻战士吃不饱，训练时头晕眼花，老班长就安慰道：“娃，忍一忍，红米虽糙，却是保命粮，等我们打破封锁，缴了敌人的粮仓，让你顿顿吃干饭！”话虽如此，老班长自己却常常把碗里的米粒拨给年轻战士，自己只喝几口稀汤。
苏区的机关工作人员日子更苦。早在1931年5月16日，刚刚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发出了第二号通知《各机关每日吃稀饭一次以资节约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每天吃一次稀饭，节省粮食支援前线与救济饥民 。
可仅仅过了一天，粮荒形势愈发严峻，中央分局又紧急发布第三号通知《党和苏维埃机关每日二餐稀饭的原因》，将标准调整为“各级党部机关每天吃两顿稀饭，苏维埃zheng府机关同样每日两餐稀饭，后方军事机关吃一顿稀饭” 。通知中特意说明，这并非粮食已经到了万分困难的地步，而是“领导群众的Gc党及代表工农群众自己谋利益的苏维埃革命zheng府，定要尽力刻苦自己，节省粮食，接济群众，以减少民众的痛苦，和尽可能的供给前线革命战士的需要” 。
这份通知在苏区迅速传开，各级机关工作人员毫无怨言地执行。在特区苏维埃zheng府的食堂里，每日两餐都是稀薄的米汤，里面只有寥寥几颗米粒和一些野菜叶。张涛作为苏区主要负责人，和大家同吃同住，他的碗里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没有丝毫特殊。
有秘书偷偷给他多盛了半碗，被他严肃地退了回去：“通知是我们发布的，领导干部更要带头执行，我多吃一口，前线战士就可能少吃一口，群众就可能多饿一顿，这个头我不能带！”说完，他端起自己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慢慢喝了下去，每一口都带着坚定的意志。
皖西北苏区的情况更为严重。时任皖西北特区委员会书记的方英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每日三餐薄粥是苏区中头等生活。在皖西北苏区没有粮食吃的有两万人以上，后方医院有一千余红军伤兵也没有粮食了，在目下最严重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
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们，本就因伤口疼痛备受煎熬，如今又面临断粮危机。
不少伤员为了节省粮食，主动要求减少口粮，甚至宁愿喝野菜汤，也要把仅有的红米让给伤势更重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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