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象谦眉头紧锁，他想为曾中生争取一下，毕竟曾中生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调离前线对红四军来说是重大损失。但他刚想开口，就被张焘一眼看穿了心思。
“徐军长，我知道你舍不得曾中生，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他会打仗就网开一面。”张焘语气坚定，不给徐象谦反驳的机会，“让他去后方考察学习，也是为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自新，将来还能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分局委员们见张焘态度坚决，又考虑到他的权威，纷纷表示同意。少数几个有不同意见的委员，在张焘的压力下，也不敢公开反对，最终只能默认了这个处理决定。
曾中生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委屈和愤慨。他没想到，一场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最终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收场。他为红军立下赫赫战功，却被安上“违反纪律”“路线错误”的罪名，调离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前线岗位。
但曾中生深知，此刻再多的辩解也无济于事。张焘手握重权，在鄂豫皖苏区一手遮天，这场会议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预设好的“审判”。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和不甘，缓缓说道：“我接受分局的处理决定，但我始终坚信，我南下作战的军事方针是正确的，我没有犯所谓的‘立三路线错误’。我会在后方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希望分局能正视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张焘见曾中生接受了处理决定，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站起身，宣布道：“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这个处理决定就正式生效。泼陂河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话音刚落，张焘便率先转身离开了祠堂，留下一群神色复杂的干部和落寞的曾中生。
祠堂内的空气依旧压抑，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祠堂内回荡。
徐象谦走到曾中生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沉重：“中生同志，委屈你了。红四军不能没有你，我们都会惦记着你的。”
曾中生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摇了摇头：“没什么，只要能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哪里都一样。军长，红四军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带领将士们打好仗，守护好鄂豫皖根据地。”
随后，曾中生与前来慰问的干部们一一告别。他看着这些与自己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心中充满了不舍。但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前线，前往后方接受所谓的“考察”。
几天后，曾中生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前往红四军后方的道路。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处正在训练的红军将士，望了一眼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眼神中充满了眷恋和坚定。
1931年10月下旬，泼陂河会议结束仅数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便匆匆出台了一份《关于红四军的决议》。
这份决议通篇充斥着恶意的指责和无端的污蔑，将红四军南下作战的辉煌胜利彻底否定，反而给红四军扣上了“犯了系统性政治路线错误”的大帽子。
决议中写道：“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人，违背分局巩固苏区的正确方针，擅自率军南下，实行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给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红四军的行为，不仅削弱了苏区的防御力量，还为反动派破坏红军、进攻苏区创造了可乘之机，其性质极其严重。”
为了让这份决议看起来“有理有据”，张焘还授意手下编造了一系列所谓的“罪证”。
决议中声称，红四军南下作战“劳民伤财”，导致苏区物资短缺；“孤军深入”，使得部队陷入险境；“盲目冒进”，破坏了鄂豫皖苏区与周边根据地的协调配合。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被张焘等人刻意放大，企图彻底抹黑红四军的形象。
这份决议一经出台，便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红四军的将士们得知决议内容后，无不义愤填膺。
他们亲身经历了南下作战的艰难险阻，亲眼见证了胜利的辉煌，如今却被污蔑为“路线错误”，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南下作战缴获了那么多物资，怎么会‘劳民伤财’？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怎么会‘陷入险境’？”红四军十师三团团长李云龙愤怒地将手中的步枪往地上一戳，语气激动，“张书记这是故意针对曾政委，针对我们红四军！”
“就是！曾政委为了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我们跟着他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如今却被这样污蔑，实在太过分了！”十师二团团长王二柱也附和道，眼中充满了怒火。
不仅是普通战士，红四军的不少干部也对这份决议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向分局提出异议，要求分局收回这份不符合事实的决议，为红四军正名。但张焘对此置若罔闻，他不仅没有采纳干部们的意见，反而对提出异议的干部进行打压和警告，声称谁再敢“为错误路线辩护”，就将谁视为“红四军错误路线的追随者”，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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