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像一头贪睡的老牛，在西里村的田野上盘踞得格外久。西北风卷着细碎的雪沫，没完没了地刮，把光秃秃的树枝抽打得呜呜作响。村小学那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在灰蒙蒙的天幕下瑟缩着，窗棂上糊的旧报纸被风撕开了更多的口子，寒气像狡猾的耗子，顺着缝隙钻进来，在空旷的教室里肆意游荡。
然而，这严酷的寒冷，却丝毫冻结不了孩子们心头那蓬蓬勃勃的野火。对于吴普同和他的小伙伴们来说，漫长的冬季非但不是煎熬，反倒成了他们撒欢儿的黄金时节。课间那二十分钟，成了释放无穷精力的战场。教室后墙根儿的“挤堆堆”依旧是最火爆的项目，十几个半大小子吼着号子，脸红脖子粗地往墙上硬“钉”，每一次集体的爆发都伴随着巨大的“沙沙”声和飞扬的尘土，身体被挤压得生疼，骨头嘎吱作响，但那股子从后背紧贴的冰冷墙壁上硬生生“焐”出来的暖意，还有剧烈运动后浑身冒汗、热气腾腾的畅快，却是任何炉火都无法比拟的。角落里弹玻璃球的战场也硝烟弥漫，“泡儿”和“猫眼儿”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叮当作响，赢家的欢呼与输家的懊恼交织在一起，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背景音。就连放学路上，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打雪仗、堆雪人、在结冰的沟渠上小心翼翼地滑行，都能引来一串串清脆的笑声，仿佛能把凝固的寒气撞碎。
日子就在这不知疲倦的疯玩中，像指缝里的沙，悄无声息地溜走了。窗外的杨树枝头，不知何时已挂上了一层薄薄的、几乎看不见的绿意。当孙老师办公室门前那口破铁钟敲响的频率似乎都带上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时，孩子们才猛然惊觉：腊月到了！年关近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那让人心头一紧、又隐隐期待的东西——期末考试。
考试那两天，平日里喧闹的教室变得异常安静。只听得见笔尖划过粗糙纸张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咳嗽或是挪动凳子的吱呀声。炉子里的火似乎也识趣地烧得旺了些，发出轻微的呼呼声，驱散着紧张带来的寒意。吴普同握着那根缠着胶布的花杆圆珠笔，手心全是汗。他努力回想着孙老师在油灯下讲过的每一篇课文，每一道算术题，但那些字句和数字，在试卷上却像是蒙上了一层薄雾，看得见，抓不住。他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王小军。王小军坐得笔直，眉头微蹙，眼神专注，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着，仿佛那些题目对他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老朋友。吴普同心里没来由地一沉，赶紧收回目光，更加用力地咬住了下唇，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自己那份布满涂改痕迹的试卷上。
等待成绩的日子，比那呼啸的北风还要磨人。腊月初八这天，天阴沉得厉害，像是憋着一场大雪。教室里的炉火烧得格外旺，铁皮烟囱被烤得微微发红，散发出呛人的煤烟味。孙老师腋下夹着一摞试卷，手里还拿着几张花花绿绿的纸，面色严肃地走进了教室。那股熟悉的、混合着尘土、煤烟和湿棉袄的气息里，瞬间掺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
“同学们，安静！”孙老师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瞬间压下了所有的窃窃私语。他清了清嗓子，目光缓缓扫过台下几十张紧张又期待的小脸。“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吴普同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出嗓子眼，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也能听到旁边王小军平静而略显急促的呼吸。
孙老师开始念名字和分数了。从后排开始，一个接一个。有人拿到卷子，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傻笑；有人则懊恼地垂下头，恨不得把脑袋埋进桌肚里。那一个个名字和分数，像小锤子，一下下敲在吴普同的心上。他屏住呼吸，竖起耳朵，捕捉着每一个与自己相关的信息。
“张二胖，”孙老师顿了一下，“语文六十五，算术六十一。”
张二胖“嗷”一嗓子，几乎是蹦起来冲上讲台，接过卷子，看着上面鲜红的分数，圆脸笑开了花，对着台下的吴普同和王小军挤眉弄眼，仿佛中了状元。
终于轮到中间了。
“吴普同，”孙老师的声音平稳无波，“语文七十八，算术七十二。”
七十八…七十二…吴普同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他机械地站起身，走到讲台前，从孙老师手里接过那两张轻飘飘却又重若千斤的试卷。鲜红的数字像烙印一样烫在他的眼睛里。语文卷子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被红笔圈了出来，算术最后那道应用题旁边，是一个刺眼的红叉。他低着头，不敢看孙老师的眼睛，只觉得脸颊滚烫，耳根发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捏着卷子，脚步沉重地走回座位，像打了败仗的士兵。坐下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王小军飞快地扫了一眼他卷子上的分数，又迅速移开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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