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八月尾巴，暑热像一块烧红的铁板，死死烙在西里村每一寸裸露的土地上。村东头那片刚收割完的麦茬地，枯黄的麦桩子倔强地戳在滚烫的泥土里，被烈日晒得焦脆，散发着一股混合着尘土和残留麦香的、干燥的焦糊味。田埂上，几辆排车孤零零地立着，车辕上搭着破草帽，那是麦收战场最后的遗迹。空气粘稠得没有一丝风，连村头老槐树上仅剩的几只知了，也只在正午时分有气无力地嘶鸣几声，很快又陷入令人窒息的沉寂。
没有暑假。对于西里村小学的孩子们来说，漫长的“麦假”就是他们整个夏日的休止符。半个月前，他们还在麦浪里挥汗如雨，帮着家里抢收、打场、晒麦、堆垛，小小的身躯被沉重的麦捆和灼人的日头压得喘不过气。如今，麦粒入了瓮，麦草垛上了柴火垛，麦假也终于像晒干的麦秆一样，走到了尽头。一种混杂着疲惫、懒散和隐隐抗拒的情绪，如同麦茬地里蒸腾的热气，在孩子们心头弥漫。
就在这百无聊赖、暑气熏蒸的午后，村小学那口挂在后院东南角老杨树上的破铁钟，毫无征兆地、急促地敲响了！
“当当当！当当当！”
那带着金属锈蚀颤抖的刺耳声响，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猛地劈开了令人昏昏欲睡的闷热寂静。它不再是平日的上下课节奏，而是连续不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近乎蛮横的催促意味。
吴普同正蜷在自家堂屋后门阴凉的门洞里，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手里攥着半截没吃完的凉红薯。钟声入耳，他一个激灵，手里的红薯差点掉在地上。他茫然地抬起头，望向学校的方向，睡意瞬间跑得无影无踪。张二胖像颗被踩了尾巴的猫，从隔壁院子墙头探出圆滚滚的脑袋，小眼睛瞪得溜圆：“我的娘！孙老师敲丧钟呢？麦假不是刚完？又要干啥？”
王小军也从他家低矮的土坯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蒲扇，眉头紧锁，眼神里带着一丝了然的凝重：“怕是……要考试了。”
考试？这两个字像冰水浇头，瞬间让吴普同从混沌中彻底清醒。他猛地想起放假前孙老师好像提过一嘴，麦假结束“考一下看看”，但当时整个人被麦收的疲惫和重获自由的喜悦冲昏了头，谁也没往心里去。此刻被这催命般的钟声点醒，一种混合着慌乱、茫然和一丝被“秋后算账”的恐慌感瞬间攫住了他。语文书？算术书？早被塞到炕席底下或者灶膛边的柴火堆里，落满了灰尘和麦糠！脑子里空空荡荡，除了镰刀割麦的“嚓嚓”声、打麦机的轰鸣、还有那沉甸甸的麦袋，似乎什么也没剩下。
第二天清晨，暑热尚未完全发威，空气里残留着一丝夜露的微凉。村小学那间熟悉的、墙壁斑驳脱落的一年级教室里，却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混合着尘土、汗味和旧木头霉味的紧张气息。几十个孩子坐在吱呀作响的条凳上，小脸上带着麦假劳作后尚未褪尽的疲惫和黑红，更多的是面对眼前试卷的茫然无措。笔尖划过粗糙纸张的“沙沙”声，粗重的呼吸声，偶尔夹杂着压抑的咳嗽，汇成一首属于考场的、焦虑的交响乐。
吴普同坐在靠墙的位置，屁股底下像长了麦芒。他握着那根缠着胶布的花杆圆珠笔，手心全是黏腻的冷汗。面前的试卷上，那些熟悉的方块字和阿拉伯数字，此刻却像是蒙上了一层麦场上的浮尘，变得模糊而陌生。他努力回想着孙老师在油灯下讲过的“小蝌蚪找妈妈”，可脑子里却塞满了晒场上金黄的麦粒和扬场时扑面而来的糠灰。算术题更是像天书，那些加减符号，在眼前跳着混乱的舞蹈，仿佛变成了父亲挑麦捆时扁担的上下起伏。他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王小军。王小军坐得笔直，眉头微蹙，眼神却透着一种与麦假劳作无关的专注，笔尖在纸上流畅地移动着，仿佛那些题目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吴普同心里没来由地一沉，赶紧收回目光，更加用力地咬住了下唇，额角的汗珠顺着晒得黝黑的脸颊滑落，洇湿了试卷一角。
考试结束的钟声敲响，如同赦免的锣音。孩子们像被放出麦场的麻雀，呼啦啦涌出教室，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茫然和劫后余生的虚脱。没有人对答案，也没有人讨论题目。这场突兀的考试，连同刚刚结束的麦假，仿佛只是这个漫长酷夏里两段模糊的插曲，很快就被抛在了滚烫的尘土里。日子又回到了无所事事的轨道，在粘腻的汗水和树荫下的瞌睡中缓慢爬行。
几天后的清晨，那口破铁钟再次敲响。这一次，是平素上下课那种稍显规律、却依旧带着金属锈蚀感的“当——当——当——”。
吴普同背着那个打满补丁、沾着几点麦壳的蓝布书包，踩着被晒得发白的土路走向学校。校园里似乎没什么不同，高大的杨树沉默地投下稀疏的荫凉，斑驳的土墙在晨光中伫立。然而，当他踏进一年级教室的门槛时，一种微妙的变化如同扬场时扑面而来的风，瞬间将他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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