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秋风，比往年来得更爽利些。暑气那粘稠的尾巴被几场透雨干脆利落地斩断，空气变得清冽干爽，吸一口，带着枯草和泥土被阳光晒透的干净味道。西里村小学那排低矮的土坯房，房顶上枯黄的茅草在风里簌簌抖动，几扇缺了玻璃的窗户，用旧报纸糊着，被风吹得鼓胀又瘪下，发出“噗噗”的轻响。
这天清晨，吴家的小院比往日更早地醒了过来。吴小梅站在堂屋中央，身上穿着母亲李秀云用旧衣服改出来的、洗得发白却浆得挺括的碎花小褂，两条细细的小辫子被红头绳扎得紧紧的，贴在耳后。她背着一个崭新的、用碎布头拼成的花布书包，书包带子有点长，几乎要垂到她的膝盖弯。她的小脸绷得紧紧的，两只手紧紧抓着书包带子，指关节都有些发白，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里，盛满了紧张、好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怯生生。
“哥……”她小声唤着，声音像刚出壳的小鸡仔。
“嗯，别怕。”吴普同应了一声，麻利地系好自己那个洗得发灰、边角磨破露出线头的旧书包带。他已经是个“老资格”的三年级学生了，虽然个子没长高多少，但眉眼间那份属于“老生”的从容，是装不出来的。他走到妹妹面前，伸手正了正她歪掉的小辫子，又拍了拍她的小书包：“跟着我就行。”
李秀云把两个还温热的煮鸡蛋塞进兄妹俩的书包侧袋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吴小梅的衣襟和裤脚，嘱咐道：“听老师话，别乱跑。放学早点回来。”语气里是惯常的唠叨，也有一丝对女儿第一次踏入“外面世界”的隐隐担忧。
吴建军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看了一眼整装待发的小女儿，没说什么，只是那常年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瞬，随即又恢复了沉默的常态。今年西瓜的收成，像一块沉甸甸的基石，垫在了这个家摇摇晃晃的根基下，让那份沉默里少了几分焦灼，多了几分疲惫后的踏实。
兄妹俩一前一后出了院门。吴小梅像只初次离巢的小鸟，紧紧跟在哥哥身后，小小的步子迈得又急又碎，花布书包在瘦小的脊背上一下下拍打着。吴普同则挺直了腰板，努力做出老练的样子，但时不时也会偷偷回头看一眼妹妹，确保她没有掉队。清晨的村道上，三三两两都是背着书包往学校走的孩子。有认识吴普同的高年级孩子，远远地喊：“小普同！带妹妹上学啦？”
“嗯！”吴普同大声应着，带着点自豪，脚步也轻快了些。
学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比往日更热闹些。除了像吴普同这样的“老油条”，更多的是像吴小梅一样的新面孔，被家长或兄姐领着，一个个小脸上带着同样的紧张和茫然。王小军也来了，身边跟着他刚上一年级的弟弟王小兵。王小军看见吴普同，立刻跑过来，笑嘻嘻地拍了拍吴小梅的小书包：“小梅也上学啦？别怕，跟你哥混，没人敢欺负你！”他俨然一副大哥派头。
吴小梅往哥哥身后缩了缩，怯生生地点点头。
“走吧，进教室。”吴普同拉起妹妹的手。那只小手冰凉，还有些微微的颤抖。
一年级的教室，还是吴普同当年坐过的那间。低矮、昏暗，空气里弥漫着尘土、旧纸张和木头桌椅特有的混合气味。只是讲台后面站着的，不再是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孙老师，而是一位约莫三十多岁的女老师。
新老师姓张，叫张秋萍。她留着齐耳的短发，发梢微微向内卷曲，显得很精神。身上穿着一件半新的浅灰色格呢外套，里面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她的脸圆圆的，眼睛不大却很亮，嘴角天然带着一点向上的弧度，不像孙老师那样不怒自威，整个人透着一股温和利落的气息。
“同学们，安静，找位置坐下。”张老师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悦耳，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她微笑着看着下面几十张或懵懂或好奇的小脸。
吴普同熟门熟路地拉着吴小梅，在靠窗的一排找到了两个空位。课桌还是当年那个粗糙的旧课桌，冰冷坚硬。吴普同帮妹妹把凳子摆好，低声说：“坐这儿。”他自己则坐在妹妹旁边靠过道的位置。王小军和他弟弟坐在他们斜后方。
吴小梅小心翼翼地坐下，把那个花布书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讲台上的张老师，像一只警惕的小动物。
张老师没有立刻讲课本，而是像聊天一样，温和地问大家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喜欢玩什么。她走下讲台，在课桌间的过道里慢慢走着，不时停下来，弯腰跟某个紧张得说不出话的孩子说几句悄悄话，或者摸摸某个小男生的刺猬头，引得孩子们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
当走到吴小梅旁边时，张老师停住了脚步，弯下腰，笑眯眯地看着她：“你叫吴小梅，对不对？名字真好听，像冬天开的小梅花。”
吴小梅的脸“唰”地红了，紧紧抿着嘴，不敢抬头，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怀里抱着的书包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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