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农历新年的脚步，终究是踩着厚厚的积雪和凛冽的寒风，如期叩响了西里村每一户的门扉。腊月的沉重与压抑，仿佛被这辞旧迎新的巨大力量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尽管严寒依旧肆虐，但村庄的底色，却悄然涂抹上了浓烈的、属于年的喧嚣与色彩。
村道上积雪被清扫出窄窄的通道，家家户户门前都贴上了崭新的、墨迹淋漓的春联。红纸黑字，在满目萧瑟的冬日里，像一簇簇跳跃的火焰，灼灼燃烧着对来年的祈愿。门楣上挂起了红纸剪的“挂钱”，在寒风中簌簌抖动。偶尔一声“二踢脚”的炸响，“咚——咻——啪！”带着硫磺的辛辣味划破长空，引得村里的狗一阵狂吠，孩子们则兴奋地尖叫着循声跑去。空气里，炸油果子的浓香、炖肉的荤腥气、蒸馒头的麦甜香，还有熬糖瓜那特有的焦甜味儿，彼此纠缠、弥漫，织成了一张无形而诱人的网，将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种忙碌而期待的氛围里。
吴家的小院，也浸润在这份喧嚣之中，却比往年多了一份由内而外的、沉甸甸的暖意。
最显着的变化，是父亲吴建军。往年这个时候，他脸上的愁苦总是比贴上的春联还要深重，眉头拧成的疙瘩仿佛能夹死苍蝇，沉默得像一块压在全家心头的石头。而今年，那常年紧锁的眉头竟难得地舒展开来，虽然深刻的皱纹依旧刻在黝黑的脸上，像干涸土地上纵横的沟壑，但眼神里却少了那份沉甸甸的焦虑和茫然，多了几分如释重负的平静，甚至偶尔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光。他依旧沉默寡言，但干活时手脚似乎格外麻利，劈柴的斧头落得更稳，扫雪的扫帚挥得更有力，连呵斥弟弟家宝别捣乱的声音，都似乎少了些往日的烦躁。
堂屋正墙上，吴小梅那张鲜红的“三好学生”奖状，被精心地贴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旁边还特意贴了两张印着胖娃娃抱鲤鱼的年画作为陪衬。奖状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鲜艳夺目，像一枚小小的勋章，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庭的某种“体面”。李秀云进进出出，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也真切了。蒸年糕、炸丸子、炖肉，灶房里整天热气腾腾，忙碌却有序。她甚至破天荒地，用炸丸子多出来的油渣，给吴普同和吴家宝一人烙了一个小小的、撒了芝麻的油酥烧饼，香得小哥俩围着灶台直转悠。
除夕这一天，吴家的忙碌达到了顶点。午后，李秀云开始张罗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年夜饭。今年准备的菜码，明显比往年丰盛。除了必不可少的白菜粉条炖肉（肉片明显厚实了不少），还有一小碗金黄油亮的炸带鱼（这在平时是绝对的稀罕物），一盆用猪头、猪蹄和下水烀得烂熟的“猪头糕”（冷却后凝成冻，是下酒的好菜），一碟自家腌的咸鸭蛋（蛋黄流油），当然还有象征年年有余的、用面粉捏成的小面鱼。主食是雪白松软的大馒头和粘糯香甜的黄米面年糕。虽然离镇上富裕人家的年夜饭还有距离，但在吴普同的记忆里，这已是前所未有的丰盛。
暮色四合，零星的鞭炮声开始密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烈的硝烟味。吴家堂屋的方桌被擦得锃亮，摆上了热气腾腾的菜肴。昏黄的煤油灯换上了一根新捻子，灯光似乎也明亮了几分。一家人围坐桌旁，连平时坐不住的吴家宝也乖乖坐好，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肉菜。
吴建军坐在主位，面前破例摆上了一小盅散装白酒。那酒液浑浊，气味辛辣，但他看着它的眼神，却带着一种近乎郑重的意味。李秀云给孩子们盛好饭，也给自己倒了小半碗。
“爹，娘，过年好！”吴小梅脆生生地抢先说道，小脸上满是过节的兴奋。
“过年好！过年好！”李秀云笑着应和，夹了一大块带鱼放到小梅碗里，“俺小梅最乖！”
吴家宝也学着喊：“过年好！我要吃肉！”
吴普同跟着低声说了句：“爹，娘，过年好。”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父亲面前那盅酒。
吴建军没说话，只是端起酒盅，凑到嘴边，浅浅地抿了一口。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他放下酒盅，目光缓缓扫过桌上的饭菜，扫过穿着新罩衫（虽然是用旧棉袄改的）的小梅，扫过眼巴巴盯着肉的家宝，最后落在了低头扒饭的吴普同身上，停留了片刻。
屋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集，像炒豆子般噼啪作响，偶尔夹杂着“二踢脚”沉闷的炸响。屋内的气氛在食物的香气和灯火的暖意中渐渐升温。
几口烧酒下肚，吴建军的脸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那常年如同冰封湖面的沉默，似乎被这微醺的酒意和屋外的喧嚣融化开了一道缝隙。他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带着一种久违的、试图打破沉寂的试探性。
“今年……”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略显沙哑，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努力想表达的顺畅，“这年……过得还行。”
李秀云立刻接话，语气是压抑不住的扬眉吐气：“那是！建军，你是不知道，我去赶集买这点肉和鱼，腰杆都比往年直！今年咱家，算是翻过身来了！”她说着，又夹了一筷子肥瘦相间的炖肉放到吴建军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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