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白昼亮得刺眼。西里村小学那几棵高大的老杨树，叶子纹丝不动，蔫头耷脑地承受着烈日的炙烤，连平日里最聒噪的蝉，都叫得有气无力。空气像凝固的、滚烫的胶水，黏糊糊地糊在人的皮肤上，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感。六年级教室里，更是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窗户大开着，却透不进一丝凉风，只有热浪裹挟着粉笔灰和汗味，沉沉地压下来。
黑板上，那个用彩色粉笔精心描画的“距毕业升学考试还有 0 天”的数字，像一只巨大的、冰冷的眼睛，无声地注视着下方几十颗焦灼不安的心。明天，就是七月九号，决定他们能否踏上初中那条“独木桥”的日子。
林雪老师站在讲台前，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紧紧贴在皮肤上。她的声音因为连续几天的讲解而嘶哑，却依旧带着一种穿透闷热的、不容置疑的严厉：
“最后强调一遍！都给我刻在脑子里！”她用教鞭重重敲击着黑板，粉尘簌簌落下，“语文，作文审题！看清要求！《我的理想》这种题目，别给我写空话套话！写具体！写实在！字迹工整！卷面整洁就是分数！阅读理解，答案在原文里找！别自己瞎编！”
“数学！”她转向另一块写满公式和例题的黑板，“计算题是基础分，必须全拿！谁要是小数点移位、抄错数，考完我饶不了他！应用题，画线段图！把关系理清楚！别一看题目长就慌！几何题，证明步骤写全！辅助线画清楚！”
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下面一张张或紧张、或茫然、或强作镇定的脸，最后落在吴普同和王小军身上，停顿了一下，声音陡然拔高：“这不是平时测验！这是升学考！全镇一张卷！50%的淘汰率！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有一半人，考完试，就得回家！回家种地、喂猪、或者去学门手艺！初中？门都没有！”
“50%的淘汰率！”这冰冷的数字，像淬了冰的针，狠狠扎在每个学生的心尖上，教室里瞬间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气声。这几个月来，这个数字被老师们反复提及，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头上。它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近在咫尺、血淋淋的现实。西里村小学这一届六年级三十多个学生，注定有十几个，考完试就得告别书本，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张磊的悲剧带来的恐惧尚未完全散去，升学这座独木桥的残酷，又以另一种方式扼住了少年们的咽喉。
吴普同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他看向旁边的王小军。王小军坐得笔直，嘴唇紧抿，面无表情，但吴普同注意到他握笔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戳着，留下一个深深的小坑。张二胖坐在靠后的位置，低着头，手里不停地卷着一根铅笔芯，卷断了又换一根。自从堂哥张磊出事，他沉默了许多，但此刻，他脸上的紧张同样清晰可见，甚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狠劲——他必须考上，为了自己，也仿佛为了某种无法言说的补偿。
“考试在本校进行，但监考老师是中心校派来的！谁也不许存侥幸心理！”林老师的声音斩钉截铁，“拿到卷子，先写名字、学校、考号！别最后哭都来不及！文具准备好！钢笔吸足墨水！铅笔削好！尺子、圆规！草稿纸不够举手要！别在卷子上乱划！”
教室里只剩下林老师嘶哑的声音和电风扇徒劳的嗡嗡声。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吴普同低头检查着自己的文具盒：一支新买的“英雄”牌钢笔，吸满了蓝黑墨水；两支削得尖尖的HB铅笔；塑料尺子边角有些磨损；一个铁皮圆规，关节有点紧。他把它们一样样拿出来，又一样样小心地放回去，仿佛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每一次触碰，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考试前夜，闷热依旧。吴普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身下的苇席被汗水浸得发粘。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纸，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脑子里像塞进了一团乱麻，各种公式、课文片段、林老师的叮嘱、还有那“50%”的冰冷数字，交织翻滚，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一会儿想起白天一道没解开的行程题，一会儿又担心作文万一跑题怎么办，一会儿脑海里又闪过张二胖那沉默而倔强的脸……恐惧像无数只小虫，啃噬着他的神经。
外屋传来父母刻意压低的说话声。
“建军，你说……普同能行吗？这要是考不上……”是母亲李秀云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忧虑。
“别瞎想！”吴建军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也像是在安慰妻子，“孩子尽力了就行。咱村小，条件差，比不过镇上娃也正常。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回来种地，饿不死人！”话虽这么说，但吴普同听得出父亲声音里那极力掩饰的沉重和不甘。种地？他才十二岁，他不想像父亲一样，一辈子被拴在黄土地上。他想去镇中，想看看更远的地方，哪怕那里刚刚发生过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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