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农历春节，踩着残冬的尾巴如期而至。西里村新落成的吴家小院里，过年的喜气被那排崭新的青砖瓦房衬得格外鲜亮。院门贴上了墨迹淋漓的春联，屋檐下挂着两盏蒙着红纸的灯笼，风一吹，纸穗儿就轻轻摇曳，在午后稀薄的阳光里投下晃动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炸丸子的油香、炖肉的醇厚，还有鞭炮燃尽后残留的淡淡硫磺味，交织成一种独属于年节的、慵懒而富足的气息。
学生们都放了假，紧绷了一冬的弦骤然松弛。初一下午，吃罢饺子，吴普同便有些坐不住了。新家宽敞明亮，火炕烧得滚烫，但他心里总惦记着点别的。他跟母亲李秀云打了声招呼，裹上那件半新的蓝布棉袄，踩着门口清扫过却依旧松软的浮雪，咯吱咯吱地往村东头的张有福家走去。
张二胖家今年格外热闹。他家新买的21寸大彩电正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画面色彩鲜艳得晃眼，引得几个半大孩子和邻居挤在堂屋里看得目不转睛。张有福满面红光地招呼着来串门的乡亲，茶几上堆满了瓜子、花生和花花绿绿的硬糖。张二胖则缩在他自己那间靠西的小偏房里，正和先到的王小军、栓柱围着炕桌，摆弄着一副塑料麻将牌。
“普同，快来！三缺一就差你了！”张二胖听见门帘响动，头也没抬就嚷道。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深蓝色羽绒服，衬得圆脸更显白胖，只是眉眼间那股曾经的懵懂顽劣似乎褪去了不少，添了几分沉静。
吴普同应了一声，脱了沾雪的棉鞋上炕。炕烧得很暖，驱散了从外面带来的寒意。他盘腿坐下，打量着牌桌。王小军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胶布粘着腿的黑框眼镜，神情专注地看着自己面前刚码好的牌墙，手指下意识地捻着牌角。栓柱坐在他对面，一身半旧的藏青色工装棉袄，袖口和领口磨得有些发亮，脸上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以及一种与这过年气氛不太协调的拘谨。他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指关节粗大的手，才笨拙地去摸牌。
“玩多大的？”张二胖熟练地掷着骰子，随口问道。
“老规矩，一毛两毛的吧，图个乐呵。”王小军接口道。他的声音平静，带着一种好学生特有的稳重。
“行。”栓柱闷闷地应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
牌局开始。塑料麻将牌在炕桌上碰撞、摩擦，发出清脆的“哗啦”声。屋外隐约传来孩童追逐嬉闹的尖叫声和远处零星的爆竹声，更衬得这小小偏房里有一种奇异的安静。四个人心思各异，摸牌、出牌的动作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三条。”吴普同打出一张牌。
“碰！”张二胖动作麻利地拿过去，摆好，又打出一张“幺鸡”。
“幺鸡……不要。”栓柱盯着自己的牌，眉头微皱，犹豫了一下才摸牌。他的动作明显生疏，出牌时手指带着一种用力过猛的僵硬感，牌落在桌上“啪”的一声响。
“栓柱哥，在北京……挺累的吧？”王小军摸了一张牌，没看，先抬眼看向栓柱，打破了沉默。他的目光透过镜片，带着温和的关切。
栓柱刚摸到牌的手指顿了一下，随即苦笑了一下，那笑容牵扯着他干裂的嘴角，显得有些勉强。他把摸到的牌插进自己牌里，没有立刻回答，目光落在自己粗糙、布满细小裂口和老茧的手上。
“累？”他喉咙里咕哝了一声，像是被什么噎住了，又像是自嘲。他端起炕桌上那杯早已温凉的茶水，猛灌了一大口，才长长吐出一口气，那气息带着浓重的烟草味和长途火车车厢里特有的浑浊气息。
“累成孙子了都！”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了一些，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怨气和疲惫，“你们是不知道那工地！大冬天，北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早上天不亮就得爬起来，脸都顾不上洗，抓俩冷馒头就得往脚手架上爬。那钢筋，冰得跟铁棍似的，戴着那破线手套都不顶事，手冻得都没知觉了，还得咬着牙往上抬、往下搬……”
他越说语速越快，仿佛打开了闸门，那些积压的苦水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放下茶杯，下意识地搓着自己冻得红肿、关节突出的手背，那里有几道结了痂的划痕。
“中午就蹲在背风的水泥管子后面，啃俩凉包子，喝口自己带的温吞水，就算对付了。晚上回到那工棚，几十号人挤一屋，汗味、脚臭味、烟味……熏得人脑仁疼。躺那大通铺上，浑身的骨头缝都跟散了架似的疼，可就是睡不着，冻得直哆嗦……”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疲惫，“搬砖、和水泥、扛钢筋……一天下来，腰都快断了，肩膀磨得没一块好皮。就这，工头还嫌你手脚慢！”
他顿了顿，眼神有些发直地看着炕桌上花花绿绿的麻将牌，仿佛透过它们看到了工地上冰冷的钢筋水泥。“哪像你们啊，”他叹了口气，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羡慕和深深的懊悔，“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冬有暖气，夏有风扇……多好啊！念书才有大出息！考上大学，当干部，坐办公室，那才叫体面！哪像我……”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只是拿起牌，用力打出一张“东风”，牌落在桌上，又是一声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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