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ICU住了三天。
那三天里，吴普同和母亲几乎没离开过医院。ICU每天只有下午四点到四点半允许探视，每次只能进一个人，限时十分钟。其他时间，他们只能守在ICU门口的长椅上，透过那扇厚重的玻璃门，想象里面的情况。
吴普同在附近的小旅馆开了个房间，让母亲晚上去休息。李秀云起初不肯：“我就在这儿守着。”
“妈，你得休息。爸醒来还需要你照顾呢。”吴普同劝她，“我年轻，我在这儿守着。你去睡会儿，明天早上来替我。”
好说歹说，李秀云才答应。吴普同送她去旅馆，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但至少干净。他看着母亲躺下，给她掖好被角，才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离开。
回到医院，已经晚上十点多了。ICU门口的走廊很安静，只有护士站亮着灯。长椅上还有几个家属，有的靠着墙打盹，有的在低声交谈。吴普同找了个角落坐下，从包里拿出毯子——还是那条从家里带出来的毯子，灰色的，马雪艳给他买的。
他给马雪艳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得很快，马雪艳的声音带着担忧：“怎么样？”
“还在ICU，今天情况稳定了一些。”吴普同压低声音，“妈去旅馆休息了，我在医院守着。”
“你吃饭了吗？”
“吃了。”其实他没吃，中午啃了个馒头，现在不觉得饿。
“别骗我。”马雪艳说，“医院门口有卖包子的，去买两个。身体垮了怎么照顾爸？”
“好，我等会儿去。”
“钱够吗？要不要我给你送点？”
“暂时够。”吴普同说，“手术费交了两万，卡里还剩三千多。应该够这几天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吴普同知道马雪艳在想什么——那是他们全部的家当，现在一下子用掉大半。但此刻，钱不重要了。
“你照顾好自己。”马雪艳最后说，“有事随时打电话。”
挂了电话，吴普同靠在墙上。走廊里的灯光惨白，照在瓷砖地上，反射出冰冷的光。他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但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父亲躺在ICU里的样子，一会儿是医药费账单上的数字，一会儿又是中国银行那3.50元的股价。
他想起自己账户里还有五千多块钱。如果……如果现在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取出来。
钱算什么？在生命面前，钱轻如鸿毛。
第四天早上，医生通知：父亲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吴普同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能出ICU，说明最危险的时期过去了。
父亲被推出来时，眼睛睁着，但眼神空洞。看见吴普同，嘴唇动了动，发出含糊的声音。吴普同俯下身：“爸，是我。”
父亲的手抬了抬，又无力地落下。那只手，曾经能轻易地举起几十斤的麻袋，现在却连抬起来都困难。
普通病房是三人间，父亲在最里面的床位。靠窗的床位是个骨折的老头，中间床位是个胆囊炎的中年男人。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药味，还有病人身上特有的气息。
护士交代了注意事项：要定时翻身，防止褥疮；要按摩四肢，防止肌肉萎缩；要注意饮食，开始只能吃流食……
吴普同一一记下。
安顿好后，李秀云也来了。看见丈夫醒着，她的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是高兴的泪。
“建军，你醒了……你吓死我了……”
父亲看着她，眼神有了些焦距。他努力想说什么，但发出来的只是含糊的音节。李秀云握住他的手：“别说话，好好养着。咱们好好养着。”
陪床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吴普同向公司请了一周假。周经理很痛快地批了，还说：“需要延长就说，工作的事别担心。”
每天早晨六点，医院就醒了。护士开始查房，量体温、测血压、发药。吴普同也跟着起来，先去水房打热水，给父亲擦脸、擦手。父亲还不能自己动，只能像孩子一样任他摆布。
擦脸时，吴普同仔细看着父亲的脸。那张脸瘦了很多，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皱纹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头发白了大半——他以前没注意，父亲什么时候白了这么多头发？
擦完脸，他开始给父亲按摩。从胳膊开始，一点点地捏，一点点地揉。父亲的左半边身子能动，右半边完全没知觉。医生说是血肿压迫了神经，需要慢慢恢复。
“爸，疼吗？”他边按摩边问。
父亲摇头。其实他知道，父亲不是不疼，是感觉不到疼。这比疼更让人难受。
按摩完，该喂饭了。早餐是小米粥，煮得很烂。吴普同用小勺子一点点喂，喂一勺，等父亲咽下去，再喂下一勺。有时喂快了，父亲会呛到，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吴普同赶紧放下碗，给他拍背。
“慢点，慢点吃。”李秀云在一旁说。
一顿饭要吃半个小时。喂完饭，吴普同自己也匆匆吃几口——医院食堂的馒头、咸菜，或者去门口买两个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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