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收入。他和马雪艳的工资。他基本工资一千八，岗位津贴八百，加起来两千六。马雪艳在乳品厂，工资低些，基本工资一千二，加上补贴，大概一千五。两人加起来四千一百块。年终奖和季度奖不算在月收入里，不稳定，不能计入常规预算。
第二项：固定支出。房租三百五。水电煤气，平均每月一百。电话费两人一百。交通费，他骑车基本不花钱，马雪艳坐公交，每月五十。这些加起来，六百。
第三项：生活费。吃饭是最大头。两个人，就算再省，每月米面粮油、肉蛋蔬菜，最少也要八百。日用品、偶尔添件衣服、人情往来……这些杂七杂八，每月至少三百。这里就是一千一。
第四项：给家里的钱。每月固定给父母五百，妹妹小梅的药费平均每月三百（有时多有时少，取平均）。这里是八百。
光是这些加起来，已经两千五百块了。收入四千一，减去两千五，还剩一千六。
这一千六，要应对所有意外：生病买药，同事结婚随礼，家里突发用钱，冬天添件厚衣服，过年过节的额外开销……还有，如果他们真要孩子，从怀孕到生产的检查费、营养费、住院费，孩子出生后的奶粉、尿布、衣物、疫苗……
他不敢再往下算。手指在计算器上停顿，屏幕上显示着那个孤零零的“1600”。
就算他们不吃不喝，把每月能省下的一千六全部存起来，一年是一万九千二。而房价呢？按马雪艳姐姐说的，一年涨了五百一平。七十平的房子，一年就涨了三万五。他们存钱的速度，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如果借钱买了房，背上月供一千一，那么每月结余就变成了零。任何一点意外，都会让这个脆弱的平衡崩塌。如果马雪艳怀孕后需要请假，收入减少怎么办？如果孩子生病需要花钱怎么办？如果父母那边急需用钱怎么办？
这些“如果”，每一个都可能发生，每一个都足以压垮他们。
吴普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中，数字还在眼前飞舞，像一群嘲弄的萤火虫。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钱这个东西，在书本上、在理想中轻飘飘的一个词，在现实生活里，竟是如此具体、如此沉重、如此无处不在。
它决定着他们能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屋顶，决定着未来的孩子能不能有一张安稳的小床，决定着父母晚年能不能少些忧虑，决定着马雪艳提起“家”时，眼里是光彩还是黯然。
而他，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一个技术部副经理，一家两口上班拼尽全力，每月能攒下的，只是一千六百块钱。在飞涨的房价面前，在未来的重重开销面前，这一千六，薄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没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没有开灯，办公室沉入一片灰蓝色的昏暗。吴普同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算了一夜账？不，其实不用一夜，那些数字早就清晰了，只是他之前不愿意如此赤裸地面对。
现在，电话挂断了，承诺许下了，未来摊开了，他不得不面对。
他想起父亲吴建军。父亲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在砖窑厂打工，挣的是汗珠子摔八瓣的钱。可父亲用那些钱，供他上了大学，给家里盖了房，给了他们兄妹一个虽然清贫但完整的家。父亲从来没抱怨过钱难挣，只是沉默地、一锹一镐地，挖出生活所需。
现在轮到他了。他坐在办公室里，不用风吹日晒，动动脑子，写写算算，挣的比父亲多。可他依然感到无力，依然被钱压得喘不过气。是时代变了吗？还是他依然不够努力？或者，有些东西，不是单靠努力就能解决的？
不知道。他只知道，挂钟的指针指向了下午六点。该吃晚饭了，食堂应该开了。
他站起身，腿有些麻。走到窗边，外面已是华灯初上。城市的灯光一片连着一片，温暖，璀璨。那万千灯火里，有多少是像他一样，在计算、在挣扎、在为一盏属于自家的灯而奔波的人？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值班还要继续，工作还要做，日子还要过。钱很难挣，但还得挣。房子很遥远，但也许，一步一步，总能靠近一点。
他关上窗户，锁好办公室的门，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孤独，但沉稳。
食堂的灯亮着，温暖的光从门玻璃透出来。他推门进去，王师傅正在盛饭，看见他，笑呵呵地说：“吴经理，正要喊你呢。今晚有剩的饺子，我给你热热？”
“好，谢谢王师傅。”
他坐下来，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心里那堆冰冷的数字还在，但此刻，一碗热饺子，一盏灯，一个还在运转、需要他守护的工厂，让他觉得，至少今夜，还能扛过去。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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