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四，清晨六点半。
保定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弥漫着一夜积攒下来的浑浊空气，混合着泡面、汗味和尘土的气息。座椅上零零散散坐着些赶早班车的人，大多神色疲惫，裹着厚厚的棉衣，缩在椅子上打盹或发呆。吴普同坐在靠窗的位置，脚边放着一个鼓囊囊的旅行包，里面是给家人带的年货和马雪艳叮嘱他带回去的一些零碎东西，还有特意给妹妹小梅买的一包红枣和一件浅蓝色的新毛衣。
车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外面的天色还是深沉的靛蓝色，只有东边天际透出一线鱼肚白。广播里响起检票的通知，吴普同拎起包，跟着稀稀拉拉的人流上了开往县城的大巴车。
车是老旧的宇通客车，蓝色的座椅套已经洗得发白，有些地方露出了下面的海绵。吴普同选了靠窗的座位，把包放在脚边。车厢里很快坐满了大半，大多是和他一样年后赶着回家或走亲戚的人，带着大包小包，互相寒暄着“过年好”。发动机沉闷地启动，车身抖动了几下，缓缓驶出车站。
城市在车窗外后退。初四的街道比平时冷清许多，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早点摊冒着热气。红灯笼和春联还在，但年三十那种热烈的喜庆劲儿已经淡了，剩下一种节后特有的、慵懒的安静。车子驶出市区，上了国道，窗外的景色变成了冬日华北平原典型的淡绿——田野里还没有返青的冬小麦，杨树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的天空，远处的村庄笼罩在晨雾里，偶尔有炊烟升起。
吴普同把头靠在冰凉的玻璃窗上，闭上了眼睛。他其实不困，昨晚在值班室睡得还可以，但脑子里那堆数字和问题像纠缠的线团，让他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理一理。车厢的颠簸和发动机的低吼反而成了某种白噪音，让那些翻腾的思绪慢慢沉淀下来。
房子，孩子。这两个词从初二那天起，就像背景音一样在他脑子里循环。马雪艳电话里那种小心翼翼的期待，和最后那句“我再想想”里掩不住的失落，一遍遍回放。他知道，这件事不会因为一次电话的搁置就过去。它会在某个夜晚，在两人安静的间隙，在看见别人家孩子或新房的时候，重新冒出来，像一根隐秘的刺。
还有小梅。他这次特意买了红枣和新毛衣。红枣补血，小梅常年吃药，气色总是不好。浅蓝色的毛衣，她喜欢安静的颜色。上次打电话母亲说，小梅最近病情稳定多了，按时吃药，能帮家里做些简单的活，偶尔还会笑。这大概是这段时间来，最让他宽慰的消息之一。
车开得平稳了些。吴普同睁开眼，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这片土地他太熟悉了，每一道田埂，每一片树林，都像是刻在记忆里的地图。小时候，他带着小梅在田埂上挖野菜，小梅总是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问：“哥，这个能要吗？”那时候的小梅，眼睛清亮，声音细细的，像春天的风。后来她病了，眼神变得空洞，有时会自言自语，有时会莫名地恐惧。再后来，吃药控制，时好时坏。每次回家，他最怕看见小梅发病时的样子，也最欣慰看到她安静稳定的时刻。
车子颠簸了一下，吴普同的头轻轻磕在玻璃上。他坐直身子，看向前方。路还长，车在继续开。就像生活，问题还在那里，但日子得一天天过。至少，小梅现在稳定，这就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好事。
八点四十，车子在县城汽车站停下。吴普同拎着包下了车，冷空气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寒颤。站外停着几辆等着拉活的三轮车，车夫们裹着军大衣，揣着手，见他出来，纷纷招呼：“去哪儿？上车就走！”
吴普同摇摇头，走到路边等开往柳林镇的公交车。从这里到西里村还有十几里地，公交车能到村口，再走回去。
等车的时候，他给马雪艳发了条短信：“到县城了，等车回。”
很快回复：“路上慢点。饺子馅和好了，等你回来煮。小梅今天早上还问，‘哥今天回来吗？’”
简单的几个字，却让他心里一暖。“小梅问”，这平常的三个字，对别人家来说再普通不过，对他们家却是病情稳定的信号——她知道惦记人了，会表达想念了。饺子，家的味道。不管外面有多少烦心事，推开家门，总有一碗热饺子等着，还有一个病情稳定的妹妹会轻声问“哥回来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再难，人也要有个家。
公交车来了，破旧的中巴，塞满了人。吴普同挤上去，站在过道里，手扶着椅背。车厢里充斥着各种气味——烟味、汗味、鸡鸭的腥味（有人带着活禽），还有年货的甜腻味。人们大声交谈，说着过年的见闻，谁家嫁女儿了，谁家添孙子了，谁在外面挣了大钱回来了。这些声音嘈杂，却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
车子在坑洼的县道上摇晃前行。窗外是熟悉的景色——路边的白杨，远处的砖窑厂烟囱，一片片的麦田（冬小麦还没有返青，在枯黄的土地上点缀着淡淡的绿意）。吴普同看着，心里那股在城市里积压的憋闷，慢慢被这辽阔的田野稀释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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