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诺第一次发烧那天，窗外飘着秋雨。我摸着她滚烫的额头，体温计显示39度2，吓得手都抖了。连夜送医院，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开了药，叮嘱多喝热水。
可这烧邪门得很。
白天好好的，能吃能玩，到了半夜十二点，准时烧起来，哭声跟掐着表似的。一开始是哼哼唧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小身子烫得像块烙铁，闭着眼睛喊“疼”，问哪疼，就指着头顶，含糊不清地说“上面”。
我和老周轮流抱着她，用温水擦身，喂退烧药，折腾到后半夜，烧退了，她也累得睡了。可第二天晚上十二点，哭声准时响起，跟按了开关似的。
连续五天，天天如此。医院跑了三趟，检查做了个遍，查不出任何问题。医生说可能是幼儿急疹，可疹子没出；说可能是吓到了，可我们从没带她去过吓人的地方。
老周急得满嘴燎泡，对着天花板骂：“有啥冲我来！别折腾孩子！”
第六天晚上，小诺睡得格外早。七点多就眼皮打架，往常这个点她还在地上蹦跶。我摸着她的额头，不烫，心里松了口气，以为熬出头了。
凌晨一点，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弄醒。身边的小诺坐了起来，背对着我，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像根绷紧的弦。
“诺诺？咋醒了？”我揉着眼睛坐起来，伸手想摸她的额头。
她猛地转过头，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
“妈妈，”她的声音平平的，没有一点起伏，不像平时的奶声奶气，“头上有两个脚。”
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梦话。小孩子总爱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昨天还说看见墙里有小虫子在跳舞。
“哪呀？”我笑着捏了捏她的脸蛋，“妈妈看看。”
她没笑，也没动，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我心里突然有点发毛，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清了她的眼睛——
全是白的。
眼白翻得高高的，一点黑眼仁都看不见，像两个惨白的瓷片，死死地盯着我。
一股电流“唰”地从脚底窜到头顶，浑身的汗毛“噌”地全立了起来，头发根根倒竖，扎得头皮发麻。我手里的被子“啪嗒”掉在地上，嗓子像被堵住了，喊不出声。
“在这儿。”小诺抬起手，小小的食指指着自己的头顶，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两个脚，吊在上面。”
她的手指向上戳着，指尖泛白，好像真的摸到了什么东西。我顺着她指的方向往上看，天花板空荡荡的，只有吊灯的影子，像个张着嘴的黑洞。
“别指！”我终于找回了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一把攥住她的手腕。她的手冰凉，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指甲缝里有点黑，不知道沾了什么。
“不看了不看了，”我把她搂进怀里，使劲晃着她的肩膀，巴掌拍在她脸上，力道不大，却带着我的颤抖，“诺诺看妈妈，看看妈妈！妈妈在这儿！”
她的眼睛还是翻着，身子硬邦邦的，像块木头。我急得眼泪掉下来，抱着她使劲哭，嘴里胡乱喊着她的名字，喊着“快回来”。
不知道喊了多久，嗓子都哑了，她突然“哇”地一声哭出来，眼睛慢慢转了回来，黑眼仁露出来了，带着满满的惊恐，搂着我的脖子使劲往怀里钻：“妈妈……怕……”
我抱着她，后背全是冷汗，心“咚咚”地撞着胸腔，像要跳出来。她头顶的位置，凉丝丝的，像有块冰贴在上面，散不去。
第二天一早，我没送小诺去幼儿园，也没去医院。老周要上班，我拦着他：“别去了，带孩子看外病吧。”
老周皱着眉：“你也信这个？”
“医院查不出来！”我红着眼睛喊，“你没看见她昨晚那样！眼睛全白了！说头上有脚！”
他被我吼得愣住了，半晌，叹了口气：“行，你说去哪就去哪。”
邻居张婶说，城郊有个姓王的先生，专看这些“不干净”的病，据说很灵。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地方，是个偏僻的小院，门口挂着串红布条，风一吹，“哗啦啦”响，像哭。
王先生是个干瘦的老头，穿着蓝布褂子，坐在太师椅上，眼睛半睁半闭，没看我们，先问：“孩子是不是半夜哭？头顶发寒？”
我心里一紧，点头：“是，天天半夜十二点准时烧，昨晚说头上有两个脚……”
“别说了。”王先生抬手打断我，从烟袋锅里倒出点烟丝，慢悠悠地卷着，“是个吊死鬼，男的，四十来岁，脖子上有绳印，生前爱喝酒，是个急性子。”
我手里的包“啪”地掉在地上。吊死鬼？
“他咋缠上我家孩子了？”老周的声音发颤。
王先生卷着烟，眼皮都没抬：“你们家是不是最近动过旧东西？尤其是带绳子的。”
旧东西？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整理储藏室，翻出了老周爷爷留下的一个木匣子，里面有根红绳，据说是当年娶媳妇用的，我觉得晦气，随手扔在了窗台上。
“有……有根红绳……”我的声音抖得像筛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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