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夏天，太阳把土坯墙烤得冒白烟，空气里飘着晒焦的麦秆味，混着远处牲口棚里的粪味，是我童年暑假最熟悉的气息。九岁那年，我又赖在爷爷家，每天帮奶奶摘辣子、喂猪，或者蹲在屋檐下看蚂蚁搬家，日子慢得像屋檐滴下的水。
爷爷家是一排五间的瓦房，青瓦灰墙，墙根爬着青苔，最东头是厨房，门口堆着劈好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像座小山。厨房门是块老榆木板，合页锈得厉害，开关时“吱呀——嘎”地响，能惊飞院墙上的麻雀。
出事那天中午，日头正毒，蝉在院外的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声嘶力竭，吵得人脑仁疼。我在厨房帮奶奶烧火，灶膛里的火苗“呼呼”舔着锅底，把我的脸烤得通红，额头上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掉，滴在青砖地上，“啪嗒”一声就没了。
“去把厨房门关上，”奶奶正用笊篱捞面条，白汽裹着她的声音，“别让苍蝇飞进来，刚擀的面条，沾了脏东西咋吃。”
我应了一声，抹了把汗，转身去关门。手刚搭上榆木门板，就听见“吱呀”一声，门轴转动的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格外清楚。就在门板转到一半，眼看要合上的那一刻，我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大门口有个影子。
是个男人，背对着我，穿着一身棕麻色的套装——不是现在的西装，是那种老式的，有点像中山装，又比中山装拘谨，衣料看着挺厚，针脚粗糙，在这三十多度的大夏天里，显得格外扎眼。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后脑勺光溜溜的，正一步步往大门后面的夹道走，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没一点声响。
爷爷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后面的夹道窄得很，也就够一个人侧身过，里面堆着破旧的犁耙、断了腿的木凳，还有几捆干透的玉米秆，根本通不到后面的邻居家——那是条死路。
“哎！”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人怕是迷路了，乡下的路七拐八绕，外乡人很容易走岔，“你别走那边！过不去！”
我抓起墙边靠着的扫帚——那是我平时玩“骑马”用的，这会儿下意识地攥在手里，拔腿就往外跑。厨房到大门也就十几步路，我跑得急，差点被门槛绊倒，踉跄了一下才站稳。
可大门口空空荡荡的。
夹道里只有那几捆玉米秆，被太阳晒得发白，叶子卷得像纸。墙角结着厚厚的蜘蛛网，沾着些灰尘和虫子的尸体，显然很久没人碰过。刚才那个穿棕麻套装的男人，就像被太阳晒化了一样，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奇了怪了。”我挠了挠头，手里的扫帚柄被汗浸得发潮。我走到夹道门口，往里探了探头，一股霉味混着玉米秆的干味扑面而来。玉米秆堆得整整齐齐，最上面那捆还插着根红绳，是奶奶去年秋收时系的，现在还好好的，不像有人碰过的样子。
难道是我眼花了？可刚才那个背影太清楚了——棕麻色的衣料在阳光下泛着土灰色的光，后领上还别着个深色的领结，不是现在的蝴蝶结，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像块小补丁。连布料上的褶皱都看得真真的，是长期没熨烫的那种僵硬的褶子。
“愣着干啥？面条都要坨了！”厨房传来奶奶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
我应着，转身往厨房走，心里却像塞了块湿抹布，闷闷的。路过水缸时，我往里面瞥了一眼，水面晃了晃，映出我满头大汗的脸，还有身后空荡荡的大门口。
那天中午的浆水面，我吃得没滋没味。奶奶给我盛了一大碗，酸溜溜的，是解暑的好东西，可我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总觉得门口有人在看。爷爷看出我不对劲，用他那根铜烟杆敲了敲我的碗沿：“咋不吃？不合胃口？”
“不是，”我摇摇头，“爷爷，刚才大门口是不是来过外人？穿棕麻色衣服的。”
爷爷正往嘴里扒面，闻言顿了一下，抬头往大门口看了看，眉头皱起来：“没见啊，咱这穷乡僻壤的，除了收废品的，没啥外人来。”
奶奶也说：“怕是你看晃眼了，太阳那么毒，容易出幻影。快吃，吃完睡午觉，下午带你去摘西瓜。”
我“哦”了一声，拿起筷子，可心里那点别扭劲总也散不去。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蝉还在叫，吵得人烦躁。我索性爬起来，坐在屋檐下看小人书，是本《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肚子里像钻进了条泥鳅，“咕噜”一下，一阵恶心猛地涌上来。
“哇——”我来不及起身，趴在地上就吐了，酸水混着刚才吃的面条，溅得满地都是。
奶奶听见动静，从屋里跑出来，手里还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咋了这是？”她赶紧蹲下来，一只手拍着我的背，另一只手给我顺胸口，“吃坏肚子了？”
我摇摇头，刚想说话，那股恶心劲又上来了，比刚才更凶，我猛地站起来，脚步踉跄着就往大门口跑——不知道为啥，就觉得必须去那儿吐才舒服。跑到夹道旁边，我扶着墙，弯着腰又吐了起来，胃里翻江倒海，苦水都快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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