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事情没结束。
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半夜突然坐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户外面，声音不大，却很清楚：“爷爷来了……在门口……”
我妈吓得赶紧开灯，昏黄的灯泡“啪”地亮起来，照亮屋里的陈设。她抱着我往炕里面缩，后背紧紧贴着墙，手摸着枕头底下的菜刀。窗户关得好好的，门也插着，插销是新换的，可她总觉得门外有脚步声，“沙沙”的，像有人穿着布鞋在走路，走两步停一下，像是在听屋里的动静。
她把家里的灯全打开，客厅的灯，厨房的灯，连厕所的小灯都没关，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花。她哆哆嗦嗦地去门口看了看，雪地上有几个浅浅的脚印，很小，像三四岁小孩的，可方向是从外面来的，一直到门口，就没了，像是踮着脚站在那儿听了很久。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在半夜醒来，说“爷爷在门口”，有时还说“爷爷在窗外看我”，甚至能说出“爷爷手里的糖纸被风吹跑了，他在捡”。我妈没办法，头发都愁白了，找了村里的王奶奶。王奶奶会看“事儿”，据说年轻时被“附”过身，能跟“那边”的人说话。
王奶奶来了，穿着件黑棉袄，拄着拐杖，在屋里转了一圈，鼻子嗅了嗅，最后停在门口，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说的啥，听着像老和尚念经。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对我妈说：“是个老头，没坏心，就是太孤单，想找个伴儿。他觉得你家娃亲，跟他早逝的小孙子像，想带他玩玩。”
“那咋办啊？”我妈急得快哭了，眼圈红红的，“他总来，娃睡不好，我也快熬不住了。”
“烧点纸，跟他说清楚，娃还小，不能跟他走。”王奶奶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些米和茶叶，撒在门口，边撒边说，“再在门口挂把剪刀，开着刃的，他就不敢来了，剪刀能破邪。”
我妈照着做了。晚上，她在门口烧了纸钱，还买了些纸糊的小汽车、小火车，边烧边说：“大爷，我知道您孤单，可娃还小，您别惦记他了。我给您烧点钱，您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糖，找您小孙子去。别再来了……求求您了……”
火苗“腾”地起来，舔着纸人纸马，纸灰飞得很高，像一群黑蝴蝶。烧到一半，风突然变向，本来往西吹的，一下子转了向东，纸灰全吹到了罐头厂的方向，也就是那排白杨树的方向。
那天晚上，我没再醒。
可我妈还是不放心，把我送到了外婆家。外婆家在邻村，离罐头厂远，她自己在镇上找了个白天的活儿，在饭馆洗碗，离那排白杨树远远的。直到我爸回来，带着一身的水泥味和汗味，她才把我接回家。
我爸听了这事，气得脸红脖子粗，抓起院里的斧子就要去砍那棵树。“他娘的，死了都不安生，敢惦记我儿子！”他骂骂咧咧的，被我妈拦住了：“别惹事，咱离远点就好。他也挺可怜的……”
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伐木工用油锯锯树，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抖。别的树都很顺利，锯到一半就“轰隆”一声倒下，唯独中间那棵——有疤的那棵，油锯锯到树干一半就卡住了，锯齿“咔咔”响，冒出黑烟，愣是锯不动。伐木工骂了句脏话，换了把新锯条，又锯了半天，才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树慢慢歪倒，砸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
树倒的时候，从树干里掉出些东西，黄澄澄的，像糖块，已经化了大半，黏糊糊的，沾在木屑上。还有些彩色的纸，被树汁浸透了，贴在木头里，是糖纸。红的、绿的、黄的，皱巴巴的，像被人揉过又小心地展开。
我妈再也没提过那件事，可她有个习惯，从不买蓝布衫，也不让我戴黑帽子。有次我爸在集市上看见个黑毡帽，挺好看，开玩笑说要给我买，我妈当场就发了脾气，把手里的菜篮子都摔了，眼圈红红的，半天说不出话。
去年过年回家，我跟我妈坐在炕头上嗑瓜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吵吵嚷嚷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我突然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爷爷，想起那些红的绿的糖纸。
“妈，我小时候说的那个爷爷，你还记得不？”我剥了个瓜子，递到我妈手里。
我妈手里的瓜子掉在炕上，滚到炕缝里。她愣了半天，才慢慢点点头，拿起炕上的抹布，无意识地擦着：“咋不记得？那时候吓死我了，天天夜里不敢睡，就盯着窗户。”
“后来我总觉得，他好像没坏心。”我说，“就是太孤单了，想找个小孩说说话。”
我妈叹了口气，眼神飘向窗外，好像能透过商品房的楼顶，看见当年那片白杨树：“厂长他爹就一个儿子，就是以前那个厂长，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看他。老太太走得早，他一个人住厂里的老房子，挺孤单的。听说他走那天，兜里还揣着块糖，橘子味的，说是早上在集市上买的，想等放学的小孩过来，给人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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