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会战的硝烟散尽，齐鲁大地尽数光复，十五万清廷精锐全军覆没，隆科多被俘押往南京，华北平原再无清军可战之兵。北伐军在济南休整整肃，粮草、火器源源不断运抵前线，黄河渡口战船集结完毕，十万大军战意滔天，兵锋已然直指黄河北岸，距离满清帝都北京，只剩最后数百里路程。
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却被一层死寂、恐慌的阴霾彻底笼罩，红墙黄瓦之下，尽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的绝望，偌大的皇城，早已没了往日的庄严肃穆，只剩风雨飘摇的穷途末路。
畅春园清溪书屋内，康熙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自济南惨败、隆科多被俘的消息传入京城，本就病入膏肓的康熙，当场昏厥不醒，气息奄奄，太医院的太医们束手无策，只能靠着参汤吊住最后一丝气息，随时都可能龙驭宾天。皇八子胤禩等人本想借着朝局动荡，趁机夺权，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平日里隐忍内敛的皇四子胤禛，早已在暗中布下天罗地网，以雷霆手段，开启了一场秘不发丧的皇权更迭。
早在隆科多被俘前，胤禛便凭借康熙秘传的遗诏，暗中掌控了九门提督剩余兵权，收拢了京畿仅剩的禁军势力，安插亲信掌控了军机处、兵部、户部等核心衙门。康熙陷入弥留之际后，胤禛第一时间下令封锁畅春园，禁止任何人出入，将宫中太监、侍卫尽数换为自己的心腹，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对外宣称：“皇帝病情加重，需静心静养，文武百官不得入宫惊扰，一应朝政暂由四皇子胤禛代为处置。”
与此同时，他以雷霆之势镇压胤禩、胤禟等夺嫡皇子，将八爷党一众亲信尽数拿下，软禁于府邸之中，杜绝了朝堂内乱的可能；随即快速接管清廷所有军政大权，在一众满族亲贵的拥戴下，于太和殿仓促登基，改元雍正，以新帝之名，快速稳住了濒临崩溃的北京朝局。
雍正登基之时，北京城内早已乱作一团：济南惨败的消息悄悄传开，百姓得知北伐军即将兵临城下，纷纷收拾行囊，想要逃离京城；朝中百官人心浮动，满臣惶恐不安，汉臣心思各异，不少人早已萌生退意；国库空虚见底，军饷粮草全无着落，京畿防务形同虚设，整座都城如同待宰的羔羊，毫无抵抗之力。
雍正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看着殿下噤若寒蝉的文武百官，听着城外百姓的躁动之声，心中比谁都清楚：眼下的清廷，早已是油尽灯枯，单凭自身之力，根本无法抵挡赵罗的北伐大军，北京沦陷、清廷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自幼深谙权谋，深知隐忍与狠厉，比起年迈昏聩的康熙，更具决断力，也更懂得“苟延残喘”的权宜之计。为了守住北京、延续清廷统治，他不顾天下苍生，不顾华夏疆土，登基伊始，便接连颁布数道圣旨，推行一系列铁腕“新政”，妄图以极端手段，挽回覆灭的颓势。
雍正推行的新政，核心只有一个——集全国仅剩之力，固守北京，抵御北伐，所有政令，皆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手段狠辣，不留余地。
新政第一条，便是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充实空虚国库。
清廷立国百年，官场腐败至极，上至王公亲贵，下至州县官吏，无不贪赃枉法，克扣粮饷，数十年的亏空，早已将国库掏空，济南会战的惨败，本就耗尽了清廷最后一点家底，眼下连京畿禁军的军饷、粮草都无法筹措。雍正深知，贪官污吏是掏空清廷的根源，当即下旨，成立专属会考府，由自己亲自掌控，严查全国各地官场亏空、贪腐一案。
圣旨之下，无论满臣、汉臣，无论官职高低、是否亲贵，只要查实贪腐、亏空国库，一律革职查办，抄没全部家产，家人流放宁古塔，情节严重者，当场处斩。一时间，北京城内数十名贪官被连根拔起，府邸尽数被抄，金银珠宝、粮草布匹源源不断送入国库，原本空虚见底的国库，终于勉强充实起来，凑齐了禁军数月的军饷与守城粮草。
与此同时，雍正罢免所有庸官、懒官，提拔一众亲信、酷吏，快速填补官场空缺，以铁血手段整肃朝堂纪律，原本涣散的清廷官场，竟被他暂时稳住，勉强恢复了运转。
新政第二条，扩编禁旅新军，打造清廷最后武装力量。
济南会战十五万主力覆灭，清廷无兵可用，雍正深知，没有兵力，一切都是空谈。他当即下旨，急调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的索伦、达斡尔精锐骑兵，舍弃边防，星夜兼程入京勤王；派人快马赶往蒙古草原，联络为数不多、依旧效忠清廷的蒙古小部落，收拢部落骑兵残部，赶赴北京；同时下令收拢从山东、河北溃败逃回的清军残兵，强行征募京畿周边十六岁至五十岁的青壮男子，不问出身，尽数编入军队。
他将此前沙俄援助的所有新式火器、从各地搜刮的火炮、刀枪，尽数配给这支新编军队，日夜操练，短短半月，便拼凑出八万禁旅新军。这八万人，是清廷倾尽北方仅剩兵力，强行组建的最后一支武装，虽军心不齐、战力参差不齐，却已是雍正手中唯一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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