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吞并喀尔喀，意在整合整个漠北之力，而后挟漠北之众，南下与漠南诸部会盟，其最终目标，必然是越过长城，窥伺神器。
皇上或已知晓，噶尔丹新败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之手，失去科布多等水草丰美之地。
朝中或有乐观之声，以为噶尔丹已元气大伤，不足为虑。
然臣以为，此恰是其最危险之时。
猛虎受伤，其性更烈。
科布多之失，于其而言，是耻辱，更是鞭策。
此败非但未曾使其消沉，反而令其更加疯狂地寻求外援，弥补损失。
据臣帐下探马及蒙古降人密报，噶尔丹正极力修复与沙皇俄国之关系，其使者与俄夷之所谓“全权大使”戈洛文往来频繁，互通声气。
同时，他利用厄鲁特蒙古内部矛盾，连横合纵，将更多摇摆不定的部落拉拢至其麾下。
其势力非但未因科布多之败而削弱，反而在外部势力的加持下，如毒蛇蛰伏，伺机再起，其势发展之速，令人心惊。
故臣敢断言：噶尔丹不除，我大清北疆永无宁日。其患非一时一地之扰，乃动摇国本之大患。若任其坐大，则我大清将重蹈前明“北虏”之覆辙，边防糜烂，国力虚耗，后果不堪设想。此其一，为“知患之深”。
其二：洞察俄夷之虚实，把握天赐之时机，谋定而后动
皇上欲除噶尔丹，臣感同身受，恨不能披甲上马，为圣上先驱。
然臣斗胆进言：欲除此獠，此时绝非最佳时机。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臣知噶尔丹之狼心，亦需知其羽翼之虚实。
噶尔丹今日之最大倚仗，非其本部兵马，亦非摇摆之厄鲁特诸部，而是其背后若隐若现之沙皇俄国。
俄夷久有窥伺我黑龙江流域之心，筑雅克萨、尼布楚等城，杀我边民，掠我土地。
前有彭春、萨布素将军两次雅克萨大捷，已挫其锋。
然其亡我之心不死，戈洛文此来，名为议和，实为恫吓与试探。
若我大清此时倾全国之力征讨噶尔丹，则北疆空虚，戈洛文必会趁机发难，使我陷入两线作战之窘境。
如此，则噶尔丹之患未除，俄夷之患又起，国事危矣。
然而，天佑我大清。
臣在漠南，虽身处绝域，然时刻关注天下大势。
臣遣心腹之人，伪作商旅，深入西伯利亚，甚至远至其欧洲之地，耗时年余，九死一生，终探得一绝密情报。
如今之沙皇俄国，其国力与重心，全在西线。
他们正与其西邻波兰、南邻奥斯曼土耳其，以及瑞典等数个欧洲强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规模浩大的战争泥潭。
据报，尤以其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战事最为惨烈，俄军主力尽数被牵制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寸步难行，损失惨重。
皇上！
此乃天赐我大清之良机！
俄夷看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
戈洛文在尼布楚之傲慢姿态，不过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
他们此刻最怕的，便是在东方开启战端。
他们绝无可能，也绝无能力，在与整个欧洲为敌的同时，再与我大清帝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
故臣以为，当前之国策，应有先后之序。
当务之急，非是征伐噶尔丹，而是利用俄夷西顾无暇之机，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边患。
皇上可降旨我方议和大臣，在尼布楚谈判中，必须寸步不让，立场强硬。
我方可尽陈雅克萨之兵威，更可暗示若谈判不成，我大清数十万铁骑将踏平西伯利亚。
俄夷知其内虚，必不敢决裂。
我方当以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界，将疆界以条约之形式，凿凿订立。
一旦与俄罗斯谈判告成，则俄夷之东侵之路被彻底堵死，噶尔丹便失去其最大、最可靠之外援，沦为孤家寡人。
此策，名为“先北后西，先文后武”。
先以雷霆外交手段，稳固北方，剪除噶尔丹之羽翼。
待北方疆界一定，俄夷不敢妄动，我大清便可集结全部力量，从容布置，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解决噶尔丹问题。此其二，为“知时之变”。
其三：统揽全局之威势，定鼎乾坤之决战，必须圣驾亲征
待北疆平定，与噶尔丹决战之时机便已成熟。
然此战如何打，由谁来统帅，乃是成败之关键。
臣思虑再三，不避僭越之嫌，斗胆恳请皇上：届时，务请皇上御驾亲征！
此非臣为皇上增劳，实乃此战之特殊性、复杂性与重要性，非皇上亲临，不足以定乾坤。
臣以为，圣上亲征，有三大无可替代之益处。
其一，可最大限度振奋军心，凝聚内外归附之志。
我大清入关虽已四十余年，然天下初定，人心思安。
长期大规模用兵于漠北，军士或有厌战之情。
然若皇上亲率六军，则意义截然不同。
皇上乃八旗共主，天命所归。
圣驾所到之处，便是军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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