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将士、绿营官兵，见天子旌旗，必将士气百倍，奋不顾身，以求在御前立功。
更为重要者，此次征伐噶尔丹，不仅是我大清一国之事，更是关乎整个蒙古地区未来走向之大事。
漠南蒙古诸部，早已归附我大清，然面对噶尔丹之兵锋，心中亦难免有疑惧摇摆者。
漠北喀尔喀诸部，更是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亟待救援。
皇上亲征，便是向全蒙古宣告：
大清皇帝，是蒙古诸部真正的保护者与大汗。圣驾亲临前线，是对忠诚的漠南诸部的最大慰藉与肯定，是对流亡的喀尔喀部落的最有力之拯救与号召。届时，内外蒙古之心，将因皇上之亲征而空前凝聚，形成围剿噶尔丹之汪洋大海，此乃战胜之民心基础。
其二，可从根本上瓦解敌军心防，唯有天子方能震慑活佛。
皇上，噶尔丹此贼，最狡猾之处，便是以宗教为外衣。噶尔丹是蒙古的活佛。此乃其蛊惑人心之最大资本。
倘若皇上派遣任何一位亲王或大将军为帅，纵然其军功赫赫，威名素着，但在许多蒙古人眼中，终究只是世俗之王公。
噶尔丹大可利用其宗教身份，将战争渲染为“黄教”与“世俗”之争，以“护教”为名，煽动蒙昧之信徒。
如此，我军纵能战场取胜，亦难彻底收服其人心。
然皇上亲征，则局面迥异。
我大清皇帝，乃“文殊菩萨”之化身，此说在内外蒙古早已深入人心。
皇上既是天下之君，亦是佛法之大护持者。
以“文殊皇帝”之真龙天子，讨伐一个自封的“活佛汗”，在法理、在教义、在天命上，都具有无可辩驳的压倒性优势。
此非将帅之勇武所能替代，非臣子之权威所能比拟。
两军对垒，我方是天子之师，奉天伐罪；彼方则立时沦为乱教之伪佛，逆天而行。
其军心士气，必将因此而土崩瓦解。
此战，不独是兵马之战，更是天命与人设、正统与僭伪之战。
放眼大清，除了皇上，无人能在这最高层级的对决中，与噶尔丹平级抗衡，乃至稳操胜券。
其三，可最有效促成内外联合，彻底威慑俄夷，毕其功于一役。
臣前已述，噶尔丹虽失科布多，然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
此乃我大清可利用之绝佳机会。
然而，策妄阿拉布坦亦是雄踞一方之主，为人多疑。
若仅遣使臣或将军前往联络，恐其心存观望，未必肯出全力。
但若皇上御驾亲征，率数十万大军亲临漠北，则形势截然不同。
此举向策妄阿拉布坦展示了我大清，誓灭噶尔丹的无比决心与强大实力。
他将清楚地看到，与我大清合作，方是顺天应人之举，方能确保其自身安全与未来地位。
届时，无需我方多费口舌，他必将主动请缨，从西线出击，与我大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而对于北方的俄夷戈洛文之流，皇上亲征，更是最直接、最强硬的警告。
待北疆平定之后，皇上大军陈兵漠北，兵锋所指，所向披靡。
戈洛文等即使心有不甘，面对煌煌天威，亦只能俯首帖耳，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一场由皇帝亲自领导的辉煌胜利，将彻底粉碎噶尔丹的帝国迷梦，同时也将让沙皇俄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不敢再生觊觎我北疆之心。
此一战，可收平定蒙古、威慑沙俄、安稳北疆百年之功。此其三，为“知胜之道”。
罪臣之结语：不避前嫌，沥血之言
皇上，臣本戴罪之身。
先父简亲王阿巴泰，昔年曾与信郡王多尼因储位之事，有所争议。
臣身为其子，虽蒙皇上不弃，委以重任，然心中常怀惴惴。
今日将死，言必由衷。
臣以上所陈，绝无半分私心，皆为我大清万世基业而发。
臣与噶尔丹，无私人之仇怨，唯有君国之大义。
臣于俄夷，无门户之偏见，唯有疆土之寸步不让。
臣力请皇上亲征，非为谄媚，实乃万全之策，无奈之举。
臣之肉身即将腐朽，魂魄或可归于太庙，侍奉列祖列宗。
臣不能再为皇上执鞭坠镫，驰骋疆场，然臣之赤胆忠心，可昭日月。
这封奏折，是臣一生戎马、两年边塞观察思考之所得，是臣呕心沥血、字字泣血之绝笔。
恳请皇上深思臣言，万勿以人废言。
漠北风雪，犹在帐外呼啸。
臣仿佛已听见皇上亲征大军的号角，看见八旗龙纛在乌兰布通的上空猎猎飘扬。
噶尔丹授首，漠北归心，四海升平……臣，看不到了。
然臣坚信，吾皇圣明，这一天，必将到来！
罪臣岳乐，血竭墨尽，再拜叩首。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于漠南大营帐中。
康熙一边听，一边泪流不止。
听到安亲王的建议时，早已泪眼婆娑。
全文听完，康熙摇头苦笑，“安亲王，你不恨朕！朕恨自己！恨自己为何，为何冷落你多年，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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