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门风云起争端
秦王政十二年的咸阳，文信侯府的“聚灵园”虽仍灵气缭绕，却弥漫着一股无形的躁动。吕不韦的身体已不如从前，灵窍中的灵气流转滞涩，连随身携带的“权柄灵笏”都时常黯淡无光。这位权倾朝野的相邦，如今最忧心的并非嬴政的步步紧逼，而是府中门客为争夺“相位继承权”展开的明争暗斗，园中的“百家坛”不再是学术交流之地，而成了各派系角力的战场。
“君侯，儒家淳于越又在坛上宣扬‘以礼治国’，说李斯的法家术法过于严苛，不利于灵脉和谐。”甘罗低声向吕不韦禀报，手中的《门客动向录》上，淳于越的名字旁标注着“拉拢宗室，主张复古灵脉制”，“他还说，若将来由他辅佐新主，当废除秦法中的‘灵脉重刑’，恢复《周礼》中的‘灵脉共祭’制度。”
吕不韦躺在软榻上，望着园中游动的白泽虚影，这只象征智慧的灵兽如今也显得无精打采：“李斯那边有何回应？”甘罗道：“李客卿在法家坛驳斥淳于越，说‘礼治如同虚灵阵，好看却无实功’，还列举洛阳灵渠因宽刑导致私占泛滥的事例，两人在坛上争执不下，灵气碰撞震碎了三只灵盏。”
吕门的内斗，本质是路线与利益的争夺。随着吕不韦权势渐衰，门客们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争夺“相位继承人”的名号，实则是争夺未来掌控秦国灵脉与法统的权力。府中主要形成三大派系：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家派，主张“仁德化煞，礼教控灵”，得到部分宗室与老派士族支持；以李斯为首的法家派，坚持“秦法严明，术法强国”，掌控着灵脉司、廷尉府等实权部门；还有以蔡泽为首的杂家派，游走于两派之间，试图渔翁得利。
儒家派与法家派的争斗最为激烈。淳于越利用吕不韦对《吕氏春秋》“融合百家”理念的坚持，指责李斯“狭隘法家，破坏灵脉平衡”，甚至暗中散布“李斯私通嬴政”的流言，试图动摇吕不韦对他的信任。一次，淳于越故意在吕不韦面前演示“仁德咒净化煞气”，声称此法比法家的“破煞符”更温和，却暗中在煞气中混入《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寒煞”，导致演示的修士灵窍受损，反被李斯抓住把柄弹劾。
李斯的反击则更为务实。他一方面利用掌管律法的便利，严查儒家派门客的灵田违规行为，先后有三名淳于越的亲信因私占灵脉被处罚；另一方面，他加强与军中修士的联系，将法家的“军阵炼神术”改良后推广，赢得军方支持。在编纂《秦律补编》时，李斯巧妙地将《吕氏春秋》中的“灵脉共享”理念融入法家框架，既迎合吕不韦，又巩固自己的理论阵地，让淳于越难以攻击。
杂家派的蔡泽则擅长煽风点火。他表面上调解两派争端，暗地里却向吕不韦进谗言，一会儿说“李斯权势过重，恐难驾驭”，一会儿又道“淳于越迂腐，不足以托大事”。他利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伪造“灵脉示警”，声称“吕门将有内变，需严惩异心者”，试图借吕不韦之手铲除异己。这种搅局行为，让吕门的内斗愈发混乱，连负责灵脉养护的修士都无心工作，导致府中聚灵阵的灵气流转日益紊乱。
此时的李斯，已敏锐察觉到吕门的颓势。他在处理洛阳灵渠纠纷时，亲眼目睹吕门修士的贪婪与无能；朝堂上嬴政的龙气日益强盛，镇法碑的明法纹对秦法的加持愈发明显；而吕不韦对日益激烈的内斗束手无策，反而沉溺于白泽灵兽带来的虚幻祥瑞。李斯的案头，一边放着《吕氏春秋》的竹简，一边摆着秦法的刻石，两者的灵气排斥越来越强烈，他心中的天平，开始向秦法与嬴政倾斜。
二、李斯观变谋后路
秦王政十二年的秋夜，李斯在府中的“法墨堂”彻夜未眠。堂中悬挂着商君画像与大秦炼气士的“九环锁灵阵”残图，烛火映照下，他手中的《天下灵脉图》上，秦国的灵脉节点被红笔圈出，其中不少已标注“嬴政势力”。窗外传来吕府方向的灵气波动，那是淳于越的儒家派与蔡泽的杂家派又在争斗，灵气紊乱如乱麻。
“主人，淳于越向吕相进言，说您在《秦律补编》中故意弱化《吕氏春秋》的理念，是‘阳奉阴违’。”心腹修士低声禀报，呈上一封截获的密信，信中淳于越请求吕不韦“罢黜李斯，改用纯儒治理灵脉”，“吕相虽未应允，却命人核查补编内容，这是不信任的信号。”
李斯抚摸着阵图上的“法家破军纹”，指尖灵气涌动：“淳于越鼠目寸光，只知空谈礼教，不知灵脉需律法如渠，方能顺流。”他转向《天下灵脉图》，目光落在韩、赵、魏的灵脉分布上，“吕不韦老矣，已看不清天下大势。吕门内斗不止，灵脉管理权日益旁落，再依附下去，终将被波及。”
李斯的转变并非一时冲动。自朝会嬴政驳斥吕不韦变法以来，他便开始暗中观察局势：嬴政虽年轻，却展现出惊人的灵脉掌控力与法统定力，其龙气与关中灵脉的契合度远超吕不韦；蒙恬训练的“玄甲锐士”战力强悍，隐隐有压制吕门修士营之势；更重要的是，嬴政对秦法的坚守赢得了军方与寒门修士的广泛支持，这股力量足以撼动吕不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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