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副主任、主任，甚至副厂长，都有他们的位置。
以前王建国在厂里时，也一直有意培养他们往管理岗位走。
但那是“以前”。
如今是什么年月？
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各种违背常识的“卫星”满天飞，是浮夸风愈演愈烈的1958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提拔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要从相对单纯、凭技术吃饭的生产一线，被推到风口浪尖的管理岗位。
意味着他们要直接面对那些层层加码、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意味着他们要被迫在“放卫星”的政治压力和保证产品质量的现实责任之间做选择；意味着他们很可能要像自己现在一样，不得不学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违背本心的事，甚至……在巨大的压力下，可能走上虚报浮夸、甚至以次充好的邪路。
王建国太了解自己这些老伙计了，他们耿直、实在、技术过硬，但也因此，更不懂、也不屑于那些官场上的弯弯绕和浮夸风。
把他们提拔上去，在眼下这种狂热氛围里，无异于把他们架在火上烤。
干得好，是应该的，还可能因为“不够跃进”而挨批评；
干得不好，或者出了质量问题，第一个担责任的就是他们。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这句老话，在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当下，绝不是危言耸听。
更深层的忧虑还在于，一旦这些真正的技术骨干离开了关键岗位，肉联厂的生产质量靠谁来保证？
靠那些只会喊口号、搞动员的政工干部？
靠那些可能被破格提拔上来、却对工艺流程一知半解的“积极分子”？
一旦基础的生产环节出了纰漏，比如检疫把关不严让问题肉流入市场，比如杀菌温度时间控制失误导致罐头变质，甚至引发食物中毒……那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政治责任，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天大事情！
到时候，被追责的恐怕就不止是这些被提拔上去的“替罪羊”，连带着整个厂，乃至推荐提拔他们的自己，都脱不了干系。
王建国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窗外的天色阴沉下来，山雨欲来。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吕朝阳那带着急切和某种期待的脸，看到了狗剩、驴蛋、马三他们可能因为即将“升官”而焕发的光彩，也看到了这光彩背后隐藏的危机与陷阱。
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很可能不被理解、甚至招致怨恨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是出于私心——他何尝不希望老兄弟们好？
而是出于一种更深沉、更无奈的责任感，一种在惊涛骇浪中尽力稳住船舵的本能。
他要在吕朝阳他们到来之前，就想清楚该怎么办，并且准备好说服他们的理由——如果说服得了的话。
几天后，吕朝阳一行风尘仆仆地到了。
同来的果然有狗剩、驴蛋、马三，还有两个比较年轻的车间班组长。
吕朝阳比几年前显得苍老了一些，但精神头很足，握手时力气很大，一开口还是那副大嗓门：“建国！可算又见到你了！这指挥部真够大的！”
狗剩几个则显得有些拘谨又兴奋，看着王建国的眼神里充满了尊敬和热切。
狗剩憨厚地笑着，搓着手；驴蛋还是那样黑瘦精干，眼神灵活地打量着指挥部略显简陋但秩序井然的院子；马三则稳重些，但也掩饰不住嘴角的笑意。
寒暄过后，在指挥部简陋的会客室里坐下，吕朝阳呷了一口茶，便开门见山：
“建国，不瞒你说，我们这次来，一是真来学习你们这高科技，二是……有件棘手的事，非得听听你的主意。”
他叹了口气，脸上兴奋的神色褪去，换上几分烦恼和期盼交织的复杂表情：
“你是知道的，现在到处都在跃进，都在提拔年轻干部，打破常规。咱们厂里，上级也给压了任务，要大力选拔‘又红又专’的积极分子到领导岗位。组织部的人来了几拨，谈话，摸底。狗剩、驴蛋、马三，还有这几个小子，”
他指了指同来的两个年轻人。
“都是厂里顶呱呱的技术能手，政治上也可靠，自然是重点考察对象。厂党委开了几次会，意见不太统一。有人主张大胆用，破格提！符合当前精神嘛。也有人觉得，是不是太快了？他们技术是好，但管一个车间、管全厂生产，那可不是光有技术就行的。我这心里也打鼓，提拔吧，怕他们担不起，万一出点岔子，毁了他们也毁了厂子；不提拔吧，上头压力大，下面这些人也眼巴巴看着，觉得挡了他们的进步路。我是真没主意了，所以啊，带着他们来，让你这老领导给把把关，掌掌眼！你对他们知根知底，又在部里，眼界宽，看得清形势。”
吕朝阳说完，目光灼灼地看着王建国。
狗剩等人也立刻坐直了身体，神情紧张而期待。
尤其是狗剩，脸膛因为激动有些发红，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膝盖上洗得发白的工装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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