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刻向部里简要汇报了“原单位发生一些生产管理上的问题需要紧急处理”，请了假，连行李都没仔细收拾，只带上必备的证件和一点随身物品，便直奔京城肉联厂。
一路上，他几乎没合眼。
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仿佛敲打在他的心上。
他反复推演着回去后可能面对的场景：
愤怒的工人，激进的质问，可能的辱骂甚至推搡……
他该如何解释？
说他是为了保护他们？
说爬得高摔得惨？
在群情激奋之下，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会有人听吗？会不会被曲解成“看不起工人群众”、“散布悲观论调”？
如果他处理不好，不仅无法平息风波，反而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让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但他没有退路。
这件事因他的建议而起，他必须面对。
更重要的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付出心血、如今依然关乎民生的肉联厂，因为这种内部的误解和动荡而陷入混乱，更不能看着狗剩、驴蛋、马三这些老实巴交的兄弟，因为自己的决定而背负骂名，甚至被推到工人的对立面。
汽车在四九城里疾驰，窗外是秋收后略显空旷的田野，偶尔能看到刷着标语的土高炉冒着黑烟。
王建国的心中却是一片冰火交织。
火的是对厂子、对工友的责任和焦虑；冰的是对当前这股席卷一切的浮夸风、以及对人性中易于被煽动的躁动与不满的清醒认知。
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是傍晚了，等到了厂区已经灯火通明。
但气氛明显不对。
往常这个时间，夜班工人应该在各司其职，机器轰鸣。
但现在，厂区主干道上聚集了不少人，三三两两，议论纷纷，车间的灯光虽然亮着，但听不到往常那种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躁动不安的气息。
吕朝阳在办公室等他，眼圈发黑，嘴唇干裂，显然也是一夜没睡。
见到王建国，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拉住他：
“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真要扛不住了！罐头车间和部分屠宰车间的工人，从下午开始就消极怠工，虽然没完全停下，但效率极低，班组长说话也不管用了。嚷嚷着要见领导，要讨说法。工会的人、车间的干部去做工作，都被顶了回来。说什么‘技术好没用’，‘干得好不如关系好’，‘领导心里有鬼’……难听的话多了去了！”
“狗剩他们呢？”
王建国最关心这个。
“唉！”吕朝阳重重叹气，“他们几个倒是没参与，还试图去劝，可工人们不听啊，反而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站着说话不腰疼’，‘被领导收买了’……弄得他们里外不是人，狗剩气得差点跟人动手，被驴蛋和马三硬拉回去了。现在他们仨都躲着不敢露面，怕火上浇油。”
王建国点点头，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
工人们的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简单的解释和安抚已经没用。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直面矛盾、给出令人信服说法的人。
“闹得最凶的是哪些人？带头的是谁？”王建国问。
“主要是罐头车间封装班和屠宰车间新来的一批年轻工人，还有几个平时就对狗剩他们不太服气、觉得自己也有本事的老工人。带头的……有好几个，嗓门最大的是罐头车间的牛大头，还有屠宰车间的赵铁锤，这两个都是愣头青，脾气冲，但技术也还过得去，平时就有点不服管。”
吕朝阳快速介绍着。
“好。”
王建国脱下外套，只穿着里面的中山装，“老吕，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上班时间，就在厂里那个小礼堂，不，地方太小，就在罐头车间和屠宰车间中间的空地上，召集所有当班工人，包括闹事的和没闹事的，我要跟大家面对面谈一谈。所有厂领导、车间主任、班组长，也都必须到场。”
“这……能行吗？那些人正在气头上，万一……”
吕朝阳担心地看着他。
“没有万一。”
王建国打断他，眼神平静却坚定，“躲着不见，问题只会越来越糟。必须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是好是歹，总得有个了断。”
这一夜，王建国就在吕朝阳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衣而卧。
他睡得很浅，脑海里反复预演着明天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思考着每一句话该怎么讲。
他知道，这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或许是最艰难的一次“说服”工作。
他要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工友心中那被挑动起来的不公感与愤怒。
他要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而是可能刺痛他们、也可能点醒他们的现实。
第二天上午，天气阴郁。
肉联厂罐头车间和屠宰车间之间的空地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工人们穿着油腻的工作服，脸上带着疲惫、好奇、不满、观望等种种复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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