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发生后第二天，轧钢厂的事故调查组就进驻了，阵势不小。
来了几个穿着深色中山装、面色严肃的干部，还有厂里安全科和技术科的人，加上工会的代表。
他们在院里进进出出，找易中海，作为师傅和院里管事大爷了解情况，找当时同在车间、侥幸只受了轻伤的工友问话，也进了贾家，对着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眼神空洞的贾张氏，以及抱着棒梗、面色苍白、只是默默流泪的秦淮茹，进行“安抚”和“情况核实”。
问话通常在易中海家或刘海中家进行，低沉的交谈声透过门缝传出来，偶尔夹杂着干部提高音调的询问或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邻居们或远远围观，或屏息路过，整个院子笼罩在一种混合着同情、好奇与隐隐不安的肃穆里。
王建国大多时候待在自己屋里，看文件，写东西，或者指点一下孩子们的功课。
只有当调查组的人出于礼貌，过来简单打个照面，询问是否了解贾东旭平日为人或工作表现时，他才出来，客气而简短地回应几句：
“不太了解具体工作。院里邻居，普通交往。人挺要强。”
语气平淡，内容客观，挑不出错，但也毫无温度。
调查组的人似乎也无意深究，记录两句便告辞。
正式的丧事很快就张罗起来。
这年月，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但几千年的习俗和人情世故，尤其在四合院这种熟人社会里，自有其顽固的韧性。
厂里工会出面协助，街道也打了招呼，白事便在不“大操大办”的框架下，尽可能有了“规矩”。
灵棚就搭在中院贾家窗户对面的空地上，用厂里借来的旧帆布和几根竹竿搭成，简陋，但意思到了。
正中挂上贾东旭一张放大的一寸工作照——蓝工装，抿着嘴，眼神有些刻意地严肃，是评上二级工后特意去照的。
照片旁边还有一张他跟秦淮如去照相馆照的，当时为了跟王建国攀比，此刻正式讽刺急了。
那张灵堂照片四周镶了黑边，前面摆着厂里送的一个小小的、写着“沉痛悼念贾东旭同志”的花圈，白纸黄花，略显单薄。
易中海出面，以“师傅和院里大伙儿”的名义，也凑钱做了一个稍大点的花圈。
灵棚里点了长明灯，一个小煤油灯，火光如豆，在早春带着寒意的风里摇曳不定。
没有吹吹打打的响器，没有披麻戴孝，贾张氏和秦淮茹臂上戴了黑纱，棒梗太小，只在衣服上别了小块黑布，也没有繁复的祭奠仪式。
但吊唁的人却络绎不绝。
厂里的工友、班组代表、车间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在灵棚前鞠躬，上香，三根廉价的卫生香，对家属说几句“节哀顺变”、“厂里不会不管”的套话。
四合院的邻居们更是几乎全员出动，每家至少派个代表，进去鞠个躬，叹口气，放下一点微薄的“份子钱”——多是一块两块，甚至几毛，用白纸或旧信封包着，交给负责记账的阎埠贵。
阎埠贵推着眼镜，在一本新买的、印着红格子的笔记本上，用工整的字体记下：前院韩家，一元；中院何家（傻柱），二元（他出了双份，说是“替雨水也给了”）；后院许家，一元五角……刘海中家给了两元，易中海作为师傅，给了五元，算是大头。
王建国也去了。
在一个工友较多的间隙，他走了进去。
灵棚里光线昏暗，煤油灯和香火的气味混合着帆布的霉味。
他对着贾东旭那张放大的、略显僵硬的遗像，微微鞠了一躬，动作标准，无可指摘。
然后走到旁边临时搭起的、铺着白布的桌子前。
秦淮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旧罩衫，臂戴黑纱，坐在一张凳子上，怀里抱着懵懂的棒梗，低着头，眼泪已经流干了似的，只是木然地看着地面。
贾张氏靠在里屋门框上，被两个街道来的妇女搀扶着，眼睛肿得像桃子，嘴里无意识地念叨着“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狠心……”
声音嘶哑，有气无力。
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白色信封，里面是五元钱。
他放在阎埠贵面前的桌子上，对记账的三大爷点了点头，又朝易中海和刘海中那边看了一眼，算是打过招呼。
整个过程，他脸上没有任何额外的表情，没有悲戚，没有沉重，平静得像完成一项例行公事。
他甚至没有多看秦淮茹和贾张氏一眼，放下钱，便转身走出了灵棚。
易中海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刘海中则微微皱了皱眉，似乎觉得王建国这“礼”到了，但“情”未免太淡了些。
吊唁之后，便是“吃席”。
这大概是中国传统丧事中最具烟火气、也最微妙的一环。
悲伤是真的，但活着的人总要吃饭，尤其是这1960年的春天，粮食定量已经开始让人感到局促的时候，一顿不用自家粮票的“豆腐饭”，对许多人来说，有着超越礼仪的实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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