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子对撞机的嗡鸣还未在耳畔消散，青林已踩着松软的泥土睁开眼。眼前是连绵的夯土城墙，城门口悬挂着“临淄”二字的木牌，字体古朴苍劲，带着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遗风。空气中弥漫着海盐与铁器的气息，混杂着远处市集传来的喧嚣——这与他记忆中春秋时期齐国都城的考古复原图，竟分毫不差。
“汝是何人？穿此奇装异服。”守城的士兵横戈拦住他。青铜戈的寒光映在青林的量子防护服上，折射出诡异的蓝紫色光斑，引得士兵们纷纷后退。
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一辆由四匹马拉的轩车停在城门口，车帘掀开，露出一张清癯的面容。那人头戴高冠，身着绣有海水江崖纹的朝服，目光落在青林身上时，并未显露丝毫讶异，反而带着审视的温和。
“此乃远方客商，”那人对士兵说，“吾名夷吾，可带他入城。”
青林的心脏骤然紧缩。夷吾？管仲，字夷吾？那个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第一经济学家”的齐国名相？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近五旬的老者，忽然想起史料记载：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合伙经商，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奇人异事”有着超乎常人的包容。
轩车在临淄的街道上缓缓前行。青林掀开布帘，看见两旁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屋顶覆盖着茅草或陶瓦。最让他震惊的是市集——纵横交错的街道两旁，布满了售卖盐、铁、丝绸、粮食的摊位，商贩们用贝壳、铜块作为货币交易，记账的人则用尖锐的刻刀在竹简上划写，动作娴熟得如同后世的收银员。
“临淄有七万户，”管仲的声音从对面传来，“每日市集交易的货物，可装满百辆马车。”他指着街角一个挂着“铁官”牌匾的建筑，“那里是官营铁坊，所产农具远销鲁、卫、燕三国。”
青林忽然注意到，每个摊位前都立着一根木杆，上面悬挂着不同数量的贝壳。他正疑惑时，管仲解释道：“那是物价标记。国家规定，盐每石值三十贝，铁每斤值五贝，商人不得擅自加价。”
这便是管仲的“平准法”？青林打开量子记录仪，将眼前的景象一一存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显示，此时正是齐桓公即位的第五年，管仲刚刚推行盐铁专卖政策，齐国的经济改革正处于关键期。
管仲的府邸并不奢华，院内甚至开辟了一小块农田，种着黍和麦。“吾常自耕，方知农夫之苦。”他递给青林一碗麦粥，“昨日鲁国来使，说吾国盐价太高，欲断盐路。汝以为当如何？”
青林脑中瞬间闪过《管子·轻重甲》的记载：管仲曾通过控制盐价，迫使诸侯向齐国臣服。但他看着碗中粗糙的麦粒，忽然有了不同的想法：“盐乃民生必需，若断供，鲁国百姓必受苦。不如约定，齐国盐价降至二十贝，鲁国则以丝绸相易，互通有无。”
管仲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此乃‘通货积财’之道。看来汝虽来自远方，却懂经济之要。”他起身取来一卷竹简，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这是全国的盐铁产量统计。吾计划在海边增设十处盐场，让煮盐者由国家供给粮食，所产之盐尽数由官仓收购。”
这便是“官山海”政策的具体操作？青林看着竹简上的数字，忽然意识到，所谓“盐铁专卖”并非简单的垄断，而是通过国家调控，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财政收入的智慧。
几日后，青林跟随管仲视察临淄的新市场。这个被称为“大市”的区域，被划分为二十个区块，分别售卖不同种类的商品。最中央是官方设立的“泉府”，负责兑换货币和征收商税。青林看到一个商人正用齐国的刀币兑换鲁国的布币，泉府的官吏按照管仲制定的汇率，公平兑换，没有丝毫偏袒。
“货币者，国之血脉也。”管仲对青林说，“吾统一齐国货币为刀币，又规定与各国货币的兑换比例，商人才敢放心往来。”他指着市场角落的一个高台，“那是‘旌节台’，商人持节而行，过关卡无需缴税，可直达诸侯各国。”
青林注意到，市场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刻着《市法》：“凡欺客、售假、哄抬物价者，罚百贝；情节重者，逐出临淄。”几个身穿黑衣的官吏正在巡逻，仔细检查着商贩的货物。
“商业需自由，更需规范。”管仲看着一个正在向官吏投诉的老农，“此翁说买的铁器是次品，官吏查实后，会令商人加倍赔偿。”
这便是最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青林的量子记录仪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当他夜间复盘时，发现齐国的商业活跃度已远超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国，临淄的人口正以每月数百户的速度增长。
一日深夜，管仲忽然派人召青林入府。府邸内灯火通明，几位大臣正围着一张巨大的地图争论不休。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漆标注着各国的特产：鲁国的丝绸、楚国的木材、秦国的皮革……
“燕国遭灾，粮价飞涨，”一位大臣说，“吾国当趁机高价售粮，赚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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