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林暮正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上有层经年累月的灰，被他的呼吸洇出一小片模糊的圆，透过那个圆，能看见窗外的景色正一点点褪掉鲜亮。
出发时的城市还立着玻璃幕墙的高楼，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后来高楼变成了矮楼，白墙变成了红砖，再往后，连红砖都少见了，只剩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偶尔掠过几间歪歪扭扭的土坯房，房顶上堆着柴禾，像顶了个乱糟糟的窝。
现在，铁轨两旁开始出现黑色的影子。不是树，是厂房。
林暮拿出速写本，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动。他没画厂房本身，只画了那些从厂房顶上伸出来的管道。锈得发红，歪歪扭扭地指向上空，有的地方破了洞，结着褐色的痂。风一吹过，管道口会发出呜呜的响，像谁在哭。
“下一站，铁北。”广播里的女声带着电流杂音，有点失真。
林暮收起速写本，塞进背包侧袋。背包很旧，洗得发白的帆布上有个磨破的角，露出里面的棉絮。里面没什么东西，两套换洗衣物，一个用了半盒的铅笔盒，还有养父母塞给他的五百块钱——放在最里层的拉链袋里，他摸了摸，硬硬的还在。
火车进站时带起一阵风，卷着股说不清的味儿扑过来。林暮先闻到的是煤烟，闷闷的，像冬天没烧透的炉子。接着是尘土，不是城市里那种细灰，是带着颗粒感的，刮在脸上有点疼。最后混进来一点铁腥气，淡淡的，却钻得很深。
他跟着人流往车门走，脚刚踩上站台，就被烫了一下。七月的太阳把水泥地晒得冒白烟，鞋底薄，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热气从脚底往上爬。站台是旧的，水泥缝里长着野草，有些地方裂了大口子，露出下面的碎石子。远处的站房更旧，红砖墙上刷着“安全生产”四个白字，白漆掉了大半，只剩几个残缺的笔画，像牙掉了一半的嘴。
人不多。大多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皮肤晒得黝黑，汗衫湿透了贴在背上。还有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勾肩搭背地打闹，声音在空旷的站台上撞出回音。林暮往边上靠了靠，尽量让自己贴紧墙根，书包带子勒得肩膀有点疼。
他在等林建国。
出发前，养母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塞给他，上面是林建国的手机号，还有一句“到了站台别动，你爸会来找你”。林暮没打过那个电话，也没想过打。他甚至记不清林建国长什么样了——最后一次见，还是十岁那年，男人提着个水果篮来养父母家，站在门口局促地笑，头发有点秃，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
现在应该更老了吧。
林暮抬起头，扫了一圈出站口。那里站着几个人，有举着纸牌接人的，有低头抽烟的，还有个老太太抱着个保温桶，伸长脖子往里面望。他的目光在人群里逡巡，有点慌，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麻木。
“林暮？”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不高，有点哑，像被砂纸磨过。林暮猛地转过身，心脏跳得有点快。
站在面前的男人比记忆里矮了点，也胖了点。头发确实更秃了，头顶亮亮的，只有周围还剩圈灰黑的茬。穿件深蓝色的工装短袖，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上有块疤，浅褐色的，像片干枯的树叶。手里捏着顶旧草帽，边缘磨得卷了边。
是林建国。
“嗯。”林暮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小，被站台的风一吹就散了。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鞋是养父母去年给他买的运动鞋，白色的鞋面已经发黄，鞋边开了胶，他用透明胶带粘了两道，现在胶带也脏了，黑乎乎的。
林建国没再说什么，只伸出手，往他背包带子上提了提。“沉不沉？”
“不沉。”林暮往回拽了拽，“我自己能背。”
男人的手顿了顿，收了回去，插进裤袋里。裤袋是破的，林暮看见他食指的关节从破洞里露出来，沾着点黑灰。“走吧，公交快到了。”
林建国在前面走，步子不快，有点外八字。林暮跟在后面，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他能看见男人后颈的汗，顺着皮肤往下淌，在工装衫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子。还能看见男人的鞋，黑色的布鞋，鞋头磨平了，走起路来有点趿拉。
出站口的栏杆锈得厉害，林建国伸手一推，栏杆发出“吱呀”一声惨叫，上面的铁锈簌簌往下掉。他皱了皱眉，像是被那声音刺着了，加快了两步。
公交站就在火车站对面，一个铁皮棚子，下面摆着两个长条凳。凳面是木板拼的，缝里塞着烟头和瓜子皮。林暮刚想坐下，就看见凳面上有块黏糊糊的东西，黄黄的，不知道是什么，赶紧收了脚。
“坐吧，”林建国指了指另一个凳子，“那面干净。”
林暮坐下，把背包抱在怀里。棚子挡不住太阳，晒得他后颈发烫。他偷偷抬眼看林建国，男人正望着马路对面的火车站，嘴唇抿得紧紧的。站台上方的牌子歪了，“铁北站”三个字，“北”字的右边那一撇掉了，只剩下个“匕”，看着有点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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