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林暮是被咳嗽声惊醒的。
不是他的咳嗽。隔着薄薄的木门,男人压抑的咳嗽声一阵接一阵,像破旧的风箱在拉动,带着痰音,每一声都扯得林暮耳膜发紧。他睁开眼,房间里一片昏沉,窗帘拉了一半,漏进来的光线是灰黄色的,落在地上那道裂缝的胶带上,像给旧伤疤敷了层脏药膏。
他在床上僵坐了一会儿,听着外面的动静。咳嗽声停了,接着是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然后是水龙头“哗哗”流水的声音,最后是打火机“咔哒”一声,烟味慢慢飘进房间,混着昨晚那股旧木头的霉味,形成一种更复杂的气息。
林暮坐起身,床板发出“吱呀”的抗议。他摸了摸枕边的背包,帆布的破洞硌着手心,心里安定了点。昨天他没敢铺床底下的被褥,就和衣靠在床头坐了半夜,速写本摊在膝盖上,画了半张红卫家属院的晾衣绳,绳子上的衣服在风里飘,像一群没头的鸟。
“醒了?”门外传来林建国的声音,依旧是沙哑的,带着刚抽过烟的味道。
“嗯。”林暮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他赶紧下床,把速写本塞进背包,拉链拉到一半,又停住——他没带换的衣服,昨天穿的那套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裤还在身上,布料被汗浸得有点硬。
门被推开一条缝,林建国的半张脸露进来,眼睛有点红,大概是咳嗽咳的。“起来洗漱,等下去学校。”
“嗯。”林暮点点头,走到门口时,林建国往旁边让了让,他闻到男人身上除了烟味,还有点淡淡的机油味,像是刚摸过什么旧机器。
卫生间在客厅另一头,很小,瓷砖墙黑黄黑黄的,洗手池边缘缺了个角,水龙头拧不紧,一滴一滴往下滴水,“嗒、嗒”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楚。镜子是裂的,从左上角斜斜地裂到右下角,林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有点肿,眼下有淡淡的青黑,头发乱糟糟地搭在额前,遮住半只眼睛。他掬起冷水拍了拍脸,水有点凉,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客厅的桌子上摆着早餐,两个白面馒头,一碗小米粥,还有碟咸菜。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粥也温温的,上面结了层皮。林建国坐在桌边抽烟,面前放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里面是喝剩的粥底。
“吃吧。”林建国把馒头往他这边推了推,烟灰掉在桌子上,他用手指捻起来,弹进碗里。
林暮拿起馒头,咬了一口,干得噎人。他喝了口粥,粥有点糊味,咸菜很咸,大概是自家腌的。他小口小口地吃着,不敢抬头,眼角的余光能看见林建国又点了支烟,烟雾缭绕里,男人的脸更模糊了,像那张挂在墙上的旧照片。
吃完早饭,林建国把烟头摁灭在碗底,站起身:“走吧。”
还是步行。从红卫家属院出来,往南走,路比昨天来时更破,坑洼里积着黑黢黢的水,踩上去“咕叽”响。路边的树叶子上蒙着层灰,绿得发暗,风一吹,叶子动都懒得动。他们路过一个废品收购站,铁皮棚子歪歪扭扭的,里面堆着小山似的旧报纸、塑料瓶和锈铁,一个老头坐在门口,拿根铁丝扒拉着什么,看见他们,眼皮都没抬一下。
再往前,就能看见铁北中学的轮廓了。
不是高楼,是一排灰扑扑的平房和一栋三层的红砖楼。红砖楼的墙皮掉得比家属院还厉害,露出里面的砖,像生了疮。教学楼顶上有个水泥砌的五角星,颜色褪得差不多了,边角也缺了一块。操场是煤渣铺的,跑道坑坑洼洼,几个穿着蓝白校服的学生在打篮球,动作慢吞吞的,篮球拍在地上,声音闷得像敲鼓。
校门口有个木牌子,上面写着“铁北中学”,字是红漆刷的,掉了不少,“中”字的一竖快要看不见了。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穿着灰蓝色的制服,靠在传达室门口抽烟,看见林建国,其中一个抬了抬下巴:“老林?送孩子来上学?”
“嗯,转学。”林建国点点头,脚步没停,直接往里走。
林暮跟在后面,书包带子勒得肩膀疼。他低着头,不敢看那两个保安,也不敢看操场上的学生。有人朝他们这边看,指指点点的,他听见一个女生的声音:“那是谁啊?”另一个人没说话,大概是摇了摇头。
教务处在红砖楼的一楼,门口挂着个牌子,“教务处”三个字是用打印纸贴的,边角卷了。林建国推开门,一股粉笔灰和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摆着三张办公桌,都很旧,桌面上堆满了作业本和文件,其中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扎成个马尾,用皮筋勒得很紧,露出光洁的额头。她穿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袖口扣得严严实实,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镜片有点厚。
“张老师,忙着呢?”林建国搓了搓手,声音放低了点,带着点讨好的笑。
女人抬起头,眼镜片反着光,她打量了林建国一眼,又看向林暮:“林建国是吧?昨天电话里说过了。”她的声音有点尖,像没调准的收音机,“进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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