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然把七张照片在茶几上摆成半圆，指尖划过每个人的脸。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像无数根手指在叩门，把客厅的光线压得昏暗。她起身开了盏落地灯，暖黄的光晕落在照片上，给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镀上了一层诡异的边。
第七天了，”她对着空气轻声说，指尖停在正中间那张合影上。照片里五个人站在画展的背景板前，周棠站在最中间，穿着红色连衣裙，笑容明亮。那时谁也想不到，一周后她会倒在自己的画室里，身下洇开的血迹染红了半幅未完成的油画。
苏然拿起最左边的照片——秦峰，三十岁，戴着黑框眼镜，眼神里总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他是周棠的学弟，三年前因一幅获奖作品声名鹊起，却在半年后被曝剽窃周棠的草图。
“剽窃者的恨意，”苏然把照片翻转过来，背面是她整理的笔记，“2022年3月，《雾巷》获青年艺术奖，后被证实核心构图来自周棠2020年的废弃手稿。周棠未追责，但秦峰自此沉寂，画廊解约，工作室倒闭。
她的指尖在“未追责”三个字上顿了顿。那天在警局，秦峰的手指一直在抖，反复说“她是故意的”。“她把稿子丢在垃圾桶，就是等着我捡。她知道我急着证明自己，知道我会忍不住……”他的声音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委屈。
雨突然大了，风卷着雨珠打在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苏然拿起第二张照片——周琪，二十岁，周棠的学生，右眉骨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小姑娘总是低着头，说话细声细气，像怕惊扰了什么。
被控制的羔羊，”苏然的笔尖在笔记本上划了道弧线，“父亲赌债缠身，债主是青瓦巷拆迁项目的承包商。周琪2023年辍学，搬进周棠的画室暂住，学费和生活费由周棠承担。案发前三天，有人看到她在拆迁办门口和承包商争吵。
她想起周琪接受询问时的样子。警察问她周三下午在哪里，小姑娘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说在画室给周棠整理颜料。“周老师让我把红色颜料都收起来，说以后用不上了。”她的声音很轻，却让苏然想起周棠死时穿的那件红裙子。
第三张照片是张诚。苏然的指尖掠过他微沉的左肩，那里藏着三年前的旧伤，也藏着更旧的秘密。“商业利益的牺牲品，”笔记上写着，“画廊与拆迁办签订协议，承诺说服周棠搬离画室，事成后可获得青瓦巷沿街商铺的优先租赁权。协议签订日期：案发前一周。
苏然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折叠的纸——是周棠夹在画框里的拆迁补偿协议，签名处被红颜料涂得漆黑。旁边还有一张便签，是周棠的字迹：“他说爱我的画，原来爱的是画底下的地皮。落地灯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尘埃，像那些漂浮在真相表面的谎言。苏然拿起第四张照片，指尖在李静的脸上停了很久。照片里的女人穿着白衬衫，站在周棠的画室门口，手里捧着一盆绿萝，笑容温和。
旧怨的回声，”苏然在笔记本上写下这行字，笔尖顿了顿，“李静的丈夫曾是周棠的经纪人，2019年因挪用周棠的画款自杀。李静从此与周棠断交，却在案发前五天，出现在周棠常去的咖啡馆。她想起李静在警局说的话。“我只是路过，”女人的声音很平静，眼神却飘向窗外，“看到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在画纸上写着什么。风把纸吹到地上，我捡起来想还给她，她却像见了鬼一样抢了过去。
苏然翻开周棠的速写本，最后一页有几行模糊的字迹，被水洇得看不清，只能辨认出“账本”“转账记录”“2019”几个词。她忽然想起李静丈夫的葬礼，周棠捧着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站在角落，画里的男人笑得温和，眼底却藏着疲惫。
第五张照片上的赵启东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这位艺术评论家总爱穿灰色西装，袖口永远扣得整整齐齐。“被威胁的伪君子，”苏然的笔记上画了个问号，“2021年发表的《青瓦巷画评》涉嫌夸大其词，为拆迁项目造势。周棠案发前曾联系他，说‘找到了能让你身败名裂的证据’。
她拿起赵启东接受采访时的录音笔。“周棠的艺术生涯早就该结束了，”男人的声音带着傲慢，“她守着那间破画室，不是为了艺术，是为了阻碍城市发展。”说到这里，录音里突然出现一阵杂音，像是有人碰倒了什么，接着是赵启东压低的声音：“把东西给我，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雨渐渐小了，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苏然把五张照片摆成圆形，每个人的目光仿佛都落在圆心——那里空着，本该是周棠的位置。她起身去煮咖啡，厨房的窗户正对着青瓦巷。路灯下，一个穿雨衣的身影在周棠的画室门口徘徊，手里拿着个相框。苏然认出那是张诚，他手里的相框里，是周棠画的那幅《画廊窗前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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