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林成再次在那家不起眼的茶馆里见到了老李。
这一次，他带来了四样东西——一份厚达八十七页的技术清单、一份三年的战略规划、一份“有条件开放数据”的详细方案，以及，一杯亲手泡的茶。
老李看着桌上这些东西，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
“林总，”他说，“你准备得很充分。”
林成在他对面坐下。
“老李，上次你说，选了就得开放数据，没有选择权，不能挑三拣四。我回去想了一周，想明白了一件事——你说得对，特殊时期，不能用常规思维。”
他顿了顿。
“但我也想明白另一件事——如果默然只是被动开放数据，等着别人拿我们的东西去搞研发，那三年后，我们还是受制于人。国产芯片起来了，但那是别人的芯片。我们只是用户，不是参与者。”
老李放下茶杯，看着他。
“所以呢？”
林成把那份“有条件开放数据”的方案推到他面前。
“所以我想跟您谈一个合作。不是‘服从’，是合作。”
老李打开那份方案，一页一页看起来。
他的眉头渐渐皱起，又渐渐舒展，最后停留在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上。
“林总，”他合上方案，“你这方案，胃口不小啊。”
林成说：“您指哪部分？”
老李说：“你要求参与芯片设计的迭代方向讨论，要求派技术人员进驻国家级实验室联合攻关，要求对国产芯片的测试标准有建议权——这哪是被制裁企业的待遇？这是战略合作伙伴的待遇。”
林成看着他。
“老李，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国产芯片最难的是什么？”
老李想了想：“技术。”
林成摇头。
“是场景。”
他往前探了探身。
“芯片做出来，总得有人用。用的人是谁？是我们这些做应用的。我们知道算法需要什么算力，知道仓储场景对芯片有什么特殊要求，知道工业环境里芯片最容易出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参与设计，芯片做出来，可能跑不动我们的算法，可能在四十度高温的仓库里死机，可能根本没法用。”
他靠回椅背。
“老李，我不是想占便宜。我是想让我的人，去帮那些做芯片的人，少走弯路。”
老李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也许是意外，也许是欣赏，也许是一种“你比你父亲想得远”的感慨。
“林总，”他说，“你这个方案，我带回去研究。但我可以先告诉你一句话——方向是对的。具体怎么落地，得看上面怎么定。”
他站起身。
“等我消息。”
老李走后，林成在茶馆里坐了很久。
他给程牧野发了一条消息：“谈完了。等结果。”
程牧野秒回：“多久？”
林成打了三个字：“不知道。”
等待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熬。
第一周，没有任何消息。程牧野每天问三遍，何霜每天盯情报系统十个小时，沈默的法务团队把那份方案翻来覆去研究了十七遍，找出了二十三个“可能的法律风险点”。
第二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科技部的库存芯片用掉了十分之一，东南亚的三个项目正式宣告暂停，欧洲的并购案进入了无限期搁置状态。
第三周的第一天，林成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老李打来的，只有一句话：
“林总，明天上午九点，还是老地方。带技术负责人来。”
挂了电话，林成愣了两秒。
然后他拨通程牧野的号码。
“程牧野，明天跟我去个地方。”
第二天上午九点，林成和程牧野准时出现在那家茶馆。
老李已经到了。但今天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坐着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手指上有常年握焊枪留下的老茧；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典型的理工男打扮。
老李介绍：“这位是张工，江城微电子的总工程师。这位是小陈，他们家的算法负责人。”
江城微电子。
程牧野的瞳孔微微收缩。
那是国内最早做AI芯片的企业之一，也是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第一批“老前辈”。他们在芯片设计领域积累了十几年，但最大的短板就是应用场景——他们的芯片性能不错，但一到真实场景就跑不动，被业内戏称为“实验室里的天才”。
张工伸出手，和林成握了握。
“林总，久仰。”
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
林成说：“张工，久仰。”
双方落座。
老李开门见山：“林总，你的方案，上面研究过了。原则同意，但有三个条件。”
林成说：“您说。”
老李说：“第一，数据开放不是无条件的，但也不是有选择的。你们的核心算法数据，必须向张工他们开放，没有任何保留。这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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