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长安后，鸠摩罗什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后秦君主姚兴对他待以国师之礼，将他安置在逍遥园和西明阁，并为他组建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支持的译场。
在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组持了一个庞大的译经团队，参与译经的沙门最多时达八百人，全部由国家供养。
这个译场不仅规模空前，而且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包括译主、笔受、度语、证义、润文等环节，开创了集体译经的新模式。
在长安的十二年中，鸠摩罗什共译出佛典74部384卷（一说35部294卷），现存39部313卷。
他的译经范围广泛，涵盖了般若系、法华系、净土系、戒律系等众多重要经典。
其中最为着名的包括：
《妙法莲华经》（406年译）：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后成为中国天台宗的立宗依据。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系经典中最精炼的一部，对中国禅宗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说阿弥陀经》（402年译）：净土宗根本经典之一，为汉地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维摩诘经》（406年译）：描绘在家居士修行的典范，深受士大夫阶层喜爱。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合称 “三论”，为三论宗的根本依据。
《成实论》（411年译）：小乘向大乘过渡的重要论着，后形成成实宗。
鸠摩罗什的翻译风格一反以往朴拙的直译，创造出一种典雅而又通俗的意译法，既不失原意，又保存了梵文原有的语趣，达到了信、达、雅兼备的境界。
他坚持 “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的原则，在保持经文原意的前提下，力求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使译文读起来有华语与外来语文调和之美。他译《维摩诘经》时， “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译《大品般若》则与诸宿学对校旧译，详其义旨，并以释论校经，必求文合然后付之于笔端。
培养僧才：弟子三千的盛况
鸠摩罗什不仅翻译经典，还培养了大批僧才。他德高望重，天下归仰，义学沙门云集长安，弟子号称三千。
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也成了他的弟子，其中杰出者有 “四圣”、“八俊”、 “十哲”之称。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僧肇、僧睿、道融、道生，人称 “什门四圣”。
僧肇：被誉为罗什门下第一人，着有《肇论》，辞意俱美，被公认为华僧论着中的“无上精品”，在中国佛学史和哲学史上有极高地位。
僧睿：担任鸠摩罗什译场的笔手，参与多部经典的翻译，对般若空观有深刻理解。
道融：博通经论，辩才无碍，曾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来的婆罗门辩论获胜，为鸠摩罗什所重。
道生：提出“一阐提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说，最初被斥为异端，后来《涅盘经》译出证实其说，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千古佳话。
鸠摩罗什译经时常随机敷讲，使参与译场的弟子们不仅能学习翻译技巧，还能深入理解经义。这种译讲结合的方式，培养出了一批佛学水平极高的义学高僧，使中国佛教的义学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内心矛盾：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尽管鸠摩罗什在长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与失落。这位从小立志弘法的高僧，其真正的理想并非是翻译经典，而是撰写论着，自成一家。
在龟兹时，鸠摩罗什以辩才无碍着称,“广说诸经，四远宗仰，莫之能抗”。他原本可能成为像舍利弗那样 “智慧第一”的论师，而非仅仅是译经者。然而，到达长安后，他发现中土 “秦人深识者寡”，
缺乏能够理解深奥佛理的知音，这使他的造论之愿难以实现。
鸠摩罗什曾有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孤独与失落：
“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诗中“哀鸾孤桐”的意象，暗喻他被困异国、缺乏知音的处境，如同一只悲鸣的鸾鸟停落在孤立的桐树上，虽然清音响彻九天，却无同类应和。
这种内心的矛盾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姚兴担心鸠摩罗什死后法脉无继，强迫他接受宫女，以便 “留下法种”。
鸠摩罗什不得已而接受，从此搬出僧坊，与妻妾过起了世俗生活。弟子们纷纷仿效，鸠摩罗什便召集众僧，展示吞针神通，告诫他们：“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两次破戒的经历成为鸠摩罗什一生的污点和内心永远的痛。他在讲经说法时，必先说明： “譬如臭泥中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
告诫弟子们当取法其译经，勿效其戒行有亏。
历史贡献：点亮中国大乘佛教的明灯
鸠摩罗什于公元413年在长安圆寂，享年70岁。
临终前，他发下誓言： “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火化后，果然唯有舌头不坏，印证了他所译经典的真实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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