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领命而去。张立峰坐回宽大的办公桌后，桌面上除了电脑，此刻已摊开一张巨大的建筑平面图。这是昨天下午才最终敲定的两栋新建实验大楼规划图。他拿起一支红笔，目光专注地在图纸上游走，手指有力地划过不同的区域。
图纸清晰勾勒出未来的宏伟蓝图：两栋十层高的崭新实验大楼，如同即将振翅的双翼，矗立在规划中的仁泽园区核心。大楼设计现代而严谨，银灰色的玻璃幕墙在图纸上反射着冷冽而充满力量的光芒。
“西医大楼，”张立峰低声自语，红笔的笔尖点在图纸上，开始标注，“一层，外伤和行政与公共平台（大型仪器共享中心、细胞库、公共灭菌区）。二层，感染性疾病。三层，遗传性疾病。四层，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血管）。五层，急性病。六层，肿瘤。七层，代谢性疾病。八层，免疫性疾病。九层，神经系统疾病。十层…暂时预留。”
他换了一张图纸，继续规划：“中医大楼，同样十层。一层，中医基础理论与古籍数字化中心。二层，中药资源与鉴定。三层，中药炮制与药剂。四层，方剂配伍与现代应用。五层，针灸经络。六层，推拿正骨。七层，中医内科。八层，中医外科与皮肤。九层，中医妇科儿科。十层，中西医结合研究与转化医学中心。”
每一层楼的内部结构也在他脑中清晰呈现：1500平方米的实用面积，被高效分割。三个大型专业实验室（每个占地约200-250平方米，对标国家重点实验室标准，预留充足的水电、通风、防震及特殊气体管道接口），占据核心区域。
四间独立办公室（每间约25平方米，供项目负责人及核心骨干使用）。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区域（约300平方米，规划30个标准工位，配备人体工学座椅）。
一个可容纳30-40人的中型会议室（约80平方米）。两个茶水间兼休息区（各约40平方米，配备咖啡机、微波炉、冰箱及舒适沙发）。以及男女分开的大型卫生间（各约50平方米）。
红笔在图纸上圈圈点点，精确计算着空间分配和人员容纳量。按照这个规划，仅西医大楼一栋（除去预留的第十层），九个疾病方向楼层，每个楼层三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满编6名核心研发人员（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验技术员），再加上公共区域工位的15名支持人员（数据分析、项目管理、行政助理等），一层楼的理论满负荷人员就接近300人！
两栋大楼全部投入使用，将是一个规模惊人的研发堡垒。这还不包括计划中的行政楼（原公司大楼改造）人员以及未来生产中心的人员。
张立峰停下笔，拿起旁边的计算器快速敲打：单是支撑起西医大楼目前九个满编楼层（27个实验室）的基础研发团队，就需要至少162名实验室核心人员和135名支持人员（按每层30人计），总计297人！加上中医大楼的规划需求，以及行政、后勤、安保、生产……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不断膨胀的数字。
十四亿买断资金，是天文数字，但投入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旨在彻底改变某些疾病治疗格局的庞大计划中，每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用在刀刃上。
“保安部…先招24人，每栋门口值班人员6人三班倒。保卫科常备6人，正常上班制。确保三栋楼（两实验楼加行政楼）24小时基本安保覆盖，”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安保需求。
实验室人员的招聘，将是接下来几个月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这场由一粒350元的药丸点燃的燎原之火，需要无数专业人才来添柴加薪，才能烧得更旺、更久。他拿起内线电话，准备再次联系猎头公司。
同一时刻，在仁泽临时总部大楼五层深处，被改造成临时检测中心的实验室里，气氛紧张而凝重。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园区里因为新闻而涌动的人潮，但窗内，却只有仪器低沉的嗡鸣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陈树清站在一台崭新的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旁，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冰冷的金属外壳。这触感如此真实，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令人安心的质感。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大学实验室里，守着老旧的设备，为一个被“摘桃子”的项目心灰意冷。墨绿色的偏执如同被厚厚尘埃覆盖的磐石，深灰的失望和暗红的愤怒几乎要将那核心处淡金色的希望彻底吞噬。
而此刻，他身上那层深灰和暗红业力虽未完全消失，却已稀薄得只剩下淡淡一层。墨绿的磐石在擦拭掉尘埃后，重新透出一种坚定内敛的光泽，那点淡金的希望，则像投入了助燃剂，变得温暖而明亮。
他的目光投向实验室中央。几张长条实验桌拼在一起，上面摊满了打印出来的图谱、数据报告和厚厚的文件夹。
国家卫健委派来的周司长居中而坐，他五十岁上下，面容严肃，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穿着半旧的深色夹克，身上缠绕的业力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灰黄交织——那是长期体制内运作形成的思维惯性（深灰）与面对变革时本能的谨慎审视（浊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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