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盐仓外便排起了车。
何文正只让人封了与重号银票有关的三批盐引，其他商人照常验引、支盐。仓门仍开，秤杆仍动，盐车一辆接一辆出去。
新任县令周惟昌被请到仓前时，脸色比盐霜还白。
“大人若查案，何不把仓门都封了？”他问。
“封一座盐仓容易。”何文正说，“今日一封，明日市上盐价就涨。到时真正做手脚的人还没疼，百姓先疼了。”
长案上摆着四类文书。
发引底簿在左，引目和勘合居中，领盐簿与缴销册在右。各地旧称不一，书记没有把原来的字涂掉，只在旁边另列对应栏。谁领了哪一号，何时到仓，支了多少，卖完后是否缴回，一行一行都能往下追。
周惟昌指着其中一份文书道：“此乃旧引未缴，不是重号。商人腿脚慢，来回耽搁几日，常有的事。”
围观官吏里有人冷笑：“同一个号支了两次盐，也是常有的事？”
何文正抬手制止。
“先查第一次。”
第一次领盐记在三月初九，商号、保人和仓吏签押都全。商人称盐卖完后原引被雨打湿，派伙计送来缴销，路上遗失。若只看这一段，他的说法并非全无可能。
一名年轻御史急道：“分明是狡辩！”
“能被事实驳倒的才叫狡辩。还没查，就只是他说的话。”
何文正命人把第一次支盐的仓位打开。
仓内剩盐与账面大致相合，旧秤也没有明显毛病。再查第二次，领盐簿记着同号又支出八百斤，日期在十七日后，代领人换了，保人签押却仍是原样。
仓吏解释说，第二次只是补足第一次短支。
“那就称。”
盐包被一袋袋抬上秤。账面写足八百斤，实际只见六百二十余斤。另有一百多斤的空额，在仓门簿上记成“受潮损耗”。
何文正问：“受潮的盐呢？”
没人回答。
“装过湿盐的草袋呢？”
仍没人回答。
县令终于开口：“仓场多年积弊，本官上任不足三月，不能把每一袋盐都算在本官头上。”
“所以今日也没算在你头上。”何文正道，“我们只算每一袋去了哪里。”
车夫被分开询问。
第一名说走的是东门官道，第二名说在城外换车，第三名起初咬死从未见过那批盐。直到审计员拿出钱铺银票的交付时刻，他才承认自己曾在夜里把六车盐送到一处废窑。
“谁叫你去的？”
“县衙的许书吏。”
许书吏当场跪下，说自己家人被周惟昌扣着，只能照办。他愿意交出私账，求免一死。
何文正没有接他递来的账册。
“先把你家人接来保护。你如实说，量责时会记。可你替谁抄过、领过、付过，一笔也不能因为交了账就没有。”
私账里没有惊天数字，只有一串不起眼的车脚钱、窑租和“茶敬”。若单独拿出来，哪一笔都像普通开销。可它们与仓门时刻、车夫路线、重号银票的来源签押叠在一起，便出现一条完整的线。
第一次领盐是真的。
旧引没有缴销，也是真的。
第二次有人拿着同号勘合再领一遍，账上记足，仓里短支。短出来的盐送去废窑转卖，回款拆成几张银票，经不同钱铺转手，最后又集中进京索兑。
还有一处空白。
印章只能证明周惟昌的官印接触过文书，不能证明他拿了钱。
何文正让人去县衙搜查时，特意带上两名地方耆老和一名无关商人见证。书房里没有金山银海，只有一只装着旧茶的木匣。匣底压着两张兑付抄件，号码恰好落在涉疑批次中。
周惟昌盯着木匣，额头终于冒汗。
“这是别人栽赃。”
“可能。”何文正说，“所以还要看谁送来的。”
县衙门房记得，三日前有一名盐商亲信送茶，进门时匣子很重，离开时却轻了。那盐商的伙计又在钱铺交代，兑付抄件本是给县令亲信核账用的，票款里有一成作为放行回报。
最后一环闭上了。
公堂没有把所有人押成一排同罪。
周惟昌被列为出谋和获利者。盐商负责转卖与分账。仓吏两次放行，却无家人受胁。许书吏受胁执行，也曾主动替换一处时刻。两名只抄错字号的书手当堂释放，发给更正凭据。未涉案商号领到复业文书，三批盐引中无关的两批也解除封存。
围观百姓原本等着看新朝杀第一名贪官，最后看见的却是一张分得很细的责任表。
有人嫌不痛快。
“何大人，周惟昌是新任县令。杀了他，才显得新朝不护短。”
何文正看向那人。
“若为了显得不护短，就把证据不够的罪也压给他，那不是新法，是换一面旗再办旧案。”
他命人公开追缴涉案批次，不碰正常盐货。百姓买盐的队伍没有断，仓外的车仍在走。周惟昌则被带回候审，允许递交申辩和证人名单。
当日午后，周惟昌真的递上三名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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