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晨光洒在邺城巍峨的城墙上，也洒在了城西“招贤馆”前那蜿蜒曲折、不见尾迹的长队之上。来自天南地北的士人、武者、乃至身怀异能的匠人，手持名刺、荐书，或仅仅怀揣着一腔热血，在此安静而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的目光，无一不投向那座象征着机遇与新生的馆驿，更投向馆驿之后，那座气象森严的州牧府。
招贤馆内，新任馆丞（由一位投效较早的寒门文士担任）忙得脚不沾地，登记名册，初步问询，分类引导。几名由荀攸派来的州府属吏在一旁协助，神色间带着一种与有荣焉的振奋。
“馆丞，今日这队伍，怕是比昨日又长了几分。”一名属吏擦了擦额角的汗，低声道。
馆丞看着手中厚厚一摞登记名册，感慨道：“是啊，自主公颁布《求贤令》，明示‘不拘出身，唯才是举’，这四方豪杰，便如百川归海。你瞧，有颍川的才子，有幽燕的壮士，还有荆襄的辩士……真是前所未有之盛况！”
消息很快传到了州牧府。袁绍正在与荀攸、审配商议秋收后的赋税调整方案，闻报后，他放下手中的简牍，脸上露出了预料之中的欣慰笑容。
“公达，正南，看来我等这数月辛苦，并未白费。”袁绍走到窗边，望向招贤馆的方向，“新政初显成效，冀州安定繁荣之名已传扬开来。如今，是收获人才的时候了。”
荀攸捻须微笑：“主公所言极是。得民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此乃良性循环，冀州大势已成。”
审配虽面色依旧严肃，但眼中也闪过一丝赞许：“然则，鱼龙混杂，亦在所难免。需有章法，仔细甄别，方能使贤者得其位，能者尽其才。”
“正南所虑极是。”袁绍点头，“招贤馆乃第一道筛子。后续考核、任用，需劳烦二位与公则（郭图）、公与（沮授）多多费心，制定标准，务求公允。”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我很好奇，此番前来投效者中，会有多少惊喜。”
随着时间推移，一批批经过初步筛选的人才，开始进入州牧府的视野，并通过更严格的考核与问对，脱颖而出，融入袁绍集团的集体之中。
第一波，勇毅之将，充实行伍。
首先引起轰动的，是两位年轻武将的到来。张合，河间鄚人，原为韩馥军中部曲，但并未受到重用。韩馥让位后，他本可随波逐流，但目睹袁绍整军经武、气象一新，深感这才是值得效力的明主，遂主动毛遂自荐。在演武场上，张合展示了他不仅个人武艺娴熟，更难得的是精通阵型变化，用兵巧变，思路灵活，与颜良的刚猛、文丑的沉稳、麴义的悍勇截然不同。袁绍大喜，亲自考校其兵法，张合应对如流。袁绍当即擢升其为裨将军，令其独领一军，与高览（另一位同期来投、以力大沉稳着称的将领）一同作为新生代将官的重点培养对象。此举不仅增添了军中栋梁，也向所有冀州旧部表明，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在新政权下必有出头之日。
紧接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前来投奔——淳于琼。此人乃西园八校尉之一，与袁绍、曹操曾有旧谊，洛阳陷落后辗转流亡。他的到来，带来了洛阳的最新情况，也带来了一定的象征意义（连朝廷旧将都来投奔袁绍）。袁绍虽知淳于琼有好酒的毛病，但念其资历与旧情，仍给予优待，任命其为监军使者，参赞军事，但不直接掌兵，既示恩宠，又加约束。
第二波，文华之士，点缀枢机。
文士方面，亦是收获颇丰。来自青州的“建安七子”之一孔融，虽未直接出仕（他心系汉室，对袁绍称臣尚有犹豫），却应邀前来邺城讲学，与蔡邕唱和，极大提升了冀州的文化声望。
而真正在政务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崔琰和陈琳。崔琰，清河名士，相貌俊伟，性格刚正不阿，且精通政务律法。袁绍任命其为东曹掾，主管官员选拔征召。崔琰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选拔官吏注重真才实学与品德操守，不避权贵，不徇私情，使得吏治为之一清，连审配都对其赞赏有加。
陈琳，广陵射阳人，文采斐然，尤擅章表书记。袁绍欣赏其文笔，任命其为司空军谋祭酒（注：袁绍自领司空，亦为彰显地位），管记室，所有军国文书，多出其手。陈琳的笔，成为了袁绍宣示意志、讨伐异己的利器。
第三波，地方豪杰，稳固根基。
除了个体人才，一些地方势力的代表也看清了风向，选择向袁绍输诚。例如，魏郡的地方大族代表牵招，素有侠名，在乡里影响力巨大。他亲自来到邺城，表示愿率宗族依附，并协助州府安抚地方，推行新政。袁绍给予其高规格接待，任命其为州府从事，使其成为连接州府与地方豪强的重要纽带。
还有如季雍、韩范等原属韩馥麾下、但在地方郡县颇有能力的官员，也纷纷上表，表示效忠新主。袁绍一概安抚，留任原职，令其戴罪立功（指未能及早效忠），观其后效。这种宽宏大量的姿态，进一步稳定了冀州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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