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四月初一，丹阳郡秣陵县。
春耕的时节到了，但田野间依旧荒芜。连续三年的战乱和孙权时期的横征暴敛，让这个曾经的江东粮仓变得满目疮痍。许多农户或逃或死，大片良田抛荒。
县衙前的广场上，此刻却聚集了上千人。他们大多是衣衫褴褛的佃农、流民，也有少数自耕农，人人脸上写满将信将疑。
高台上，丹阳新任太守邓艾——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北军将领，正在宣读告示：
“晋王令：为恢复民生，特在丹阳郡试行‘计口授田’。凡无地之民，每丁授田三十亩，每妇授田二十亩，孩童减半。所授之田，三年免征赋税……”
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哗然。
“真的假的？白给田？”
“三年免税？那三年后呢？”
“不会是骗我们去开荒，然后又要回去吧？”
质疑声此起彼伏。这些百姓被骗怕了。孙权在时，也曾有过“垦荒免赋”的政令，但往往田刚开好，税吏就上门了。
邓艾提高声音：“肃静！告示在此，盖有晋王大印、扬州牧印、丹阳太守印，三印齐全，岂能作假？”
他让士兵将十几份告示贴在墙上，又命书吏当场抄写，分发各乡。
“还有，”邓艾继续道，“无种者，官府借给种子；无牛者，官府可租耕牛；无农具者，官府可借农具。所有借贷，皆不收息，秋后归还即可。”
这下连质疑声都小了。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眼中有了光亮。
一个老汉颤巍巍问：“将军……老汉一家五口，三个娃都还小，能分多少田？”
邓艾示意书吏查册。书吏翻找片刻：“老丈姓陈，家住城西十里铺，原为张氏佃农，无自有田亩。按制，您老夫妇二人可得五十亩，三个孩童各十五亩，合计……九十五亩。”
“九……九十五亩？”老汉腿一软，差点跪下。
“没错。”邓艾走下高台，扶住老汉，“不过田不是白给的。领田者需立契，承诺好好耕种，不得抛荒。三年后，田就归你了，但要开始纳税。”
“纳税……纳多少？”
“三十税一。”
老汉瞪大眼睛。他给张家当佃农时，租子是五五开——收十石粮，要交五石给东家。三十税一，那几乎是白种啊！
“将军……您……您莫骗老汉……”他声音发颤。
邓艾正色道：“老丈，某以项上人头担保，所言句句属实。你若不信，现在就可去县衙登记，今日就能领到田契。”
老汉犹豫片刻，一咬牙：“我……我登记！”
有人带头，后面的人纷纷跟上。县衙门口很快排起长队。
书吏们忙碌起来，登记姓名、人口、原住地，然后开具田契。田契一式三份，一份给农户，一份存县衙，一份报州府。
“田在哪儿？”领到契的人问。
“城东、城南有大片官田、抛荒田。”邓艾指着地图，“你们可自行挑选，先到先得。若有纠纷，县衙裁决。”
人群蜂拥而出，朝着城东荒田奔去。
邓艾看着他们的背影，对副将道：“派一队士兵维持秩序，防止争抢斗殴。再派几个懂农事的书吏随行，帮他们划分田界。”
“诺！”
第一天，秣陵县就登记了三百七十八户，授田两万八千余亩。
消息如野火般传开。第二天，周边县乡的流民蜂拥而至。县衙前人山人海，书吏们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邓艾不得不调来更多人手，又在各乡设点登记。
至第四日，丹阳郡六县共登记五千四百余户，授田四十余万亩。
荒芜的田野上，终于出现了耕作的景象。虽然很多人只有简陋的农具，虽然很多人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们眼中有了希望。
那是对土地最朴素的渴望，是对生活最基本的期盼。
四月十五，扬州牧府。
顾雍坐在堆积如山的账册前，眉头紧锁。这些是江东六郡历年的赋税记录，他越看越心惊。
“田赋三十税一，口赋每人二百钱，更赋每人三百钱，算赋每户一千钱，户赋每户五百钱，盐铁专营，酒榷专卖，舟车税，关卡税，市租，渔税，山泽税……”
他喃喃念着这些名目，只觉得头皮发麻。
一旁的阚泽苦笑：“这还不算完。战时还有军赋、粮饷、马草、民夫……林林总总，不下二十种。普通农户，一年收成十石，要交出六石。若遇灾年，只能卖儿鬻女。”
诸葛亮走进来，正好听见这话。
“所以必须改。”他接过账册，“税制混乱，官吏可从中渔利，百姓不堪重负。长此以往，必生民变。”
顾雍抬头：“孔明想如何改？”
“简化。”诸葛亮吐出两个字，“废除所有杂税，只留田赋。税率……三十税一。”
“三十税一？”顾雍瞪大眼睛，“那朝廷用度何来？官员俸禄何来？军费何来？”
“田赋虽低，但税基扩大。”诸葛亮解释，“江东六郡，在册田亩八百万亩。但据亮调查，实际田亩至少一千二百万亩——那四百万亩被豪强隐匿，从不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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