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了。
夜晚，雨水将整座城市包裹得密不透风。一辆没有什么标记的黑色马车碾过积水，停在了第七街转角处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前。
车门打开，格雷夫斯迅速钻了出来。他拉低宽檐帽，黑色长大衣的领子竖到耳际，快步穿过雨幕。旅馆门廊的煤气灯在风中摇曳，将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如同他此刻起伏不定的心情。
南北战争结束已经将近五年。
他被调派到萨克拉门托——这座依靠内河航运崛起的城市，加州的行政中心，本该是战后新生活的起点。可对他而言，这里不过是一座更大的避难所，一个用来掩埋战争伤痕的坟场。
他们曾经在马鞍上挥洒热血，用纪律和枪炮为这个国家拼杀。可胜利之后，换来的不过是几块贫瘠的土地，以及政府轻描淡写的承诺。当钢铁时代的列车轰鸣着碾过西部荒野时，铁轨下压碎的不仅是原住民的骸骨，还有无数老兵残存的幻想。
回到家乡的战友们，有的靠着那点可怜的奖金和政策勉强当了农场主，有的则沉溺在酒精和赌桌上，最终一无所有。更别提那些拖着残肢断臂、至今仍在为伤残津贴四处奔波的可怜人。
妻子的信总是写满哀求：“回家吧，亲爱的。”可他却不知该如何回应。四年的战争早已将他彻底重塑，那些目睹过的暴行、亲手扣下的扳机、硝烟里回荡的惨叫……全都成了无法言说的秘密。他甚至不敢在信里提及，生怕那些血腥的字句会吓坏她。
渐渐地，家人看他的眼神变了，仿佛在打量一个陌生人。而他也和许多战友一样，选择了西进，成了资本家的打手，用暴力维系着自己脆弱的神经。
他曾以为，战争结束后的世界会不一样——奴隶制瓦解了，经济腾飞了，国家统一了。可为什么……他的生活却像被抽走了灵魂，只剩下日复一日的麻木与暴戾？
雨还在下。格雷夫斯推开旅馆的门，湿冷的空气被隔绝在身后。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永远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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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房间，”他在心中默念着那个字条的指示，“晚上十点整。”
老旧的木制楼梯在他脚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格雷夫斯的手在口袋里紧握着他那把柯尔特左轮手枪的枪柄。
这是他在混乱战场生存下来的本能反应。走廊尽头那扇门前，他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
“你迟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
“雨太大了，马车绕了路。”格雷夫斯低声回答，雨水从他的帽檐滴落。
门完全打开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查尔斯·克罗克，这位全美最有权势的铁路公司董事之一，此刻穿着朴素的深灰色西装，没有领结，没有怀表链。
刻意低调的装扮。但那双眼睛，格雷夫斯注意到，依然充满上流人物的审视。
“进来吧，把湿外套挂那儿。”克罗克指了指门边的衣帽架，“威士忌？”
“纯的，不加冰。”格雷夫斯脱下大衣，露出里面熨帖的黑色三件套。他注意到房间比想象中宽敞，但家具简陋。
一张橡木书桌，两把皮椅，一个酒柜。壁炉里的火苗微弱地跳动着，驱散了身上的冷意。
克罗克倒了两杯琥珀色的液体，将其中一杯推给格雷夫斯。“坐。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而且时间不多了。”
格雷夫斯接过酒杯，没有立即喝。“您信上说有重要的事，需要绝对保密。”
“比你想的重要得多。”克罗克啜饮一口威士忌。
“先说说工业区大火的事，”他的指节敲击着桌面，“我希望在你和董事会正式汇报前能和我先说一说，我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一些线索了？”
格雷夫斯从内袋取出一个牛皮笔记本，翻到用绳子标记的那页。
“工业区的现场痕迹很复杂，但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爆破手法，金库大门是被定向爆破炸开的。”格雷夫斯的声音平稳，像在陈述一份军事报告，他详细解释了爆炸现场的残留痕迹。
“是铁路爆破队的技术。”克罗克打断他，眼神没有任何情绪的表露，“你在暗示我们的人参与了？”
格雷夫斯摇头：“不，是‘曾经’的人。1867年内华达山脉隧道工程结束后，大部分华工爆破手被解散。但有人保留了知识，甚至改进了配方。”
克罗克的指节轻轻敲击桌面：“所以是那些清国工人的复仇？”
“未必。”格雷夫斯摇了摇头，他知道面前这个铁路的施工总负责人是真正的华人专家，一手主导了引进华工作为铁路建设的主力，在他面前用不着分析华人的性格和动机。
“那些清国劳工没有这么精湛的杀戮技术，守卫的伤口全是近战冷兵器造成——喉管、心窝、脊椎间隙。下手的人精通如何杀人，甚至知道如何避开肋骨直刺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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