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派出的远征军先遣队，在勿老湾港登陆时，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管制，更带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混合着帝国傲慢与复仇渴望的肃杀之气。
随之抵达的，还有一批来自巴达维亚的文职官员。
他们的任务并非安抚或重建，而是执行更严酷的清算。
为首的是范德海金指派的法律顾问，此人眼神锐利，作风强硬，深受范德海金赏识。
他带来了总督府最新颁布的《特别治权法令》，授予远征军指挥官在“叛乱地区”拥有临时的、超越常规法律程序的审判与处置权。
棉兰城，这座刚刚经历叛乱又被短暂“解放”的城市，首当其冲，成为了铁腕统治的试验场。
棉兰地区成立了临时军事总管，首先做的事情，便是对华人区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封锁与清查。
甲必丹张士辉交出的那份名单，仅仅是个开始。
宪兵队挨家挨户地搜查，任何被认为与叛乱稍有关联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粗暴地从家中拖出，押往临时设立的军事营地。
所谓的“审判”潦草而残酷，通常只是几句简单的盘问，伴随着鞭打与恐吓。任何试图辩解或保持沉默的人，都会被视为“顽抗分子”，当场处决。
棉兰河畔，昔日华人渔船停泊的码头，变成了一处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场。
每天都有成批的华人被押到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绞死或枪决。
尸体被随意地抛入河中，顺流而下，散发着腐烂的气息。
荷兰人就是要用这种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向所有幸存者宣告：反抗的代价，就是死亡。
“准照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被进一步收紧。华人不仅被禁止离开指定的聚居区，连在区内活动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每天只有固定的几个小时允许外出采买必需品，且必须持有由军事管制办公室签发的临时通行证。任何在宵禁后仍在街上活动的人，格杀勿论。
棉兰华人区，这座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彻底变成了一座死城，一座巨大的露天监狱。
到处都弥漫着恐惧和绝望，令人窒息的沉默。
与此同时，巴达维亚的文职官员，开始着手清算那些在叛乱期间“失职”或“通敌”的地方势力。他们首先传唤了日里苏丹。
这位昔日养尊处优的马来王公，在叛乱爆发时未能有效弹压，甚至其卫队一度与叛军发生冲突后便龟缩不出，早已让荷兰人极为不满。
在重兵“护送”下，苏丹战战兢兢地来到临时军事法庭。
荷兰官员没有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宣读了总督府的命令：鉴于苏丹未能履行保护荷兰公民及财产安全的职责，其对日里地区的行政管辖权被暂时剥夺，由荷兰殖民政府直接接管。同时，苏丹必须“自愿”向帝国政府“捐献”五十万荷兰盾，作为“协助平叛”的军费。
苏丹面如死灰，却不敢有丝毫反抗。
这不过是荷兰人削弱本地王权、加强直接统治的借口。
但他只能屈辱地接受，用自己积攒多年的财富，换取一个空洞的头衔和苟延残喘的机会。
完成了对最高层傀儡的敲打，斯内夫利特的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土地。
德利公司在叛乱中损失惨重，急需补充资金和恢复生产。
一场以“重新丈量”和“评估损失”为名的清查行动，在城内集结武装的保护下，陆续向控制区以外展开。
那些在叛乱期间被华工占据、或是被战火波及而荒废的种植园土地，被毫不留情地重新划归德利公司或与荷兰人关系密切的欧洲投资者名下。
许多原本与当地马来村社存在争议的土地，也被强行纳入了殖民经济体系。
至于那些刚刚被强制运来的爪哇劳工，他们的命运则更为悲惨。在《苦力条例》的“保护”下，他们成了种植园主可以合法奴役的对象。
严苛的惩罚条款，让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或反抗。
他们拿着微薄的“公司钱”，却要在武装监工的看管下，从事比昔日华工更为繁重的劳动。
陆续沿着城镇向外收回的烟草田，再次被新的血汗所浸透。
情报收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情报分队，利用收买、严刑逼供等各种手段，疯狂地搜集着关于叛军核心力量——那支由董其德、阿吉领导的武装的信息。
他们绘制了更详细的地图，标记出叛军可能的藏匿地点、活动规律以及补给来源。
单纯的军事清剿或许可以暂时压制叛乱，但要彻底根除威胁，必须找到并摧毁叛军的指挥中枢和后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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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兰的清算高效展开时，远征军主力，已经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进了苏门答腊中北部的巴塔克高地。
那场在多巴村进行的、旨在“展示决心”的毁灭性炮击，仅仅是这场血腥征途的序幕。
克虏伯山炮的轰鸣声成了巴塔克高地上空挥之不去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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