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18日
法属西贡，总督府。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坛正如走马灯般变幻，茹费理内阁虽已倒台，但扩张主义的思潮依然在国内政坛徘徊。
来自巴黎的电报的内容含糊其辞，
既要求“扩大法国在北圻（东京）的影响力”，又警告“务必避免与清帝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电报来自海军部长，内容简短却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暗示：
“关于北圻局势，政府授权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1874年条约》的执行。然而，鉴于突尼斯战事后的财政压力，议会未必支持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希望你... 谨慎，且勇敢。”
“谨慎，且勇敢。”
维莱总督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巴黎官僚的典型做派——既想要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又不想承担战争的责任。
如果赢了，是法兰西的荣光。如果输了，就是前线指挥官的鲁莽。
荷兰指挥官的前车之鉴在整个南洋都让人心生畏惧。
门被推开了，海军上校亨利·李维业大步走了进来。
55岁的李维业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穿错了制服的巴黎文人。
他写小说，做法兰西学院的梦，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忧郁的玩世不恭。
他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官，在巴黎文学界，他曾是和杜马父子谈笑风生的小说家。
然而，文学的虚名未能满足他对名利的渴望，他需要一场战争，一场像拿破仑远征埃及那样充满异域色彩的征服。
建功立业，为帝国建立功勋，不如写小说来的心潮澎湃？
“总督阁下，”
李维业摘下海军帽，敬了个礼。
“阁下，帕尔塞瓦尔号和德拉克号已经待命。只要您签字，三天后我就能出现在红河口。”
维莱转过身，盯着这位即将决定殖民地命运的军官：“亨利，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开了第一枪，就没有回头路。还记得弗朗西斯·加尔尼埃吗？九年前，他的头颅就是被黑旗军挂在河内的城墙上。”
弗朗西斯·加尔尼埃，这个名字在南洋的法国人，没人会忘记。
9年前（1873年），那位激进的探险家在河内城下被黑旗军斩首。
他的死，既是法国人的耻辱，也是他们再次北上的借口。
李维业郑重回答，“阁下，我不会犯以往的错误。历史告诉我们，既成事实永远是最好的外交手段。”
维莱敲打着桌面，再次看了一眼桌子上的1874年《西贡条约》。
法国人指责越南朝廷违反条约，暗中向清朝寻求册封，并纵容黑旗军骚扰红河上的法国商人。
“我再给你补充一些陆战队，”
维莱终于下定决心，“名义上，你是去加强河内领事馆的防御，去驱逐海盗。
你的任务是威慑，是展示三色旗的力量。至于是否开火……”
总督停顿了一下，眼神闪烁，“那取决于现场的情况。但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搞砸了，巴黎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而我会声称从未下达过进攻命令。”
两人心照不宣。所谓加强防御，不过是外交辞令。
真实目的是为了红河。
国际局势正处于微妙的平衡点。
英国人刚刚在缅甸站稳脚跟，德国的商船频繁出入海防港。
红河是通往云南这一潜在巨大市场的黄金水道。
谁控制了红河，谁就控制了中国西南的咽喉。而顺化朝廷（阮朝）为了抵制法国，正在暗中资助刘永福的黑旗军阻断航道，这让法国商人损失惨重。
“听着，亨利。”
“……如果机会出现了，我不希望你错过。”
李维业接过命令书，嘴角微微上扬：“我会给巴黎带回一个行省，或者，给他们带回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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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出发了。
这是一支精干的的特遣队。
旗舰是护卫舰德拉克号，紧随其后的是帕尔塞瓦尔号。
为了适应红河浅滩的航行，李维业还调集了两艘轻型炮舰。
随船搭载的，除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外，还有整箱整箱的步枪子弹和几门机关炮。
3月28日，舰队驶入北部湾。
在军官餐厅里，李维业正与他的副手们推演着战局。
“根据情报，河内城是由当年嘉隆皇帝请法国工程师设计的，典型的沃邦式要塞。”
一名参谋指着地图上的星形堡垒说道，“城墙厚度超过三米，护城河宽二十米。如果强攻，我们这点人连填护城河都不够。”
李维业摇了摇头，
“先生们。别再用拿破仑时代的思维打仗。
看看咱们的船，看看我们的线膛炮。对于亚洲的旧式军队来说，战争不是靠人头堆出来的，是靠心理防线的崩溃。”
4月2日，法军舰队抵达海防。
这里是红河的门户。
法国领事和几名神父早已在码头等候。他们带来了最新的情报：河内城内人心惶惶，总督黄耀正在加固城防，但他手下的士兵大多拿着老旧的枪，甚至还有大刀和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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