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章加更）
香港，歌赋街二十四号，
“杨耀记”的招牌悬在门楣之上。
铺面不大，卖的是杂货与洋货，兼做些南北行生意。
杨鹤龄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往来的人流，忽然笑了一声：“你们说，这满街的人，有几个知道自己是亡国奴？”
屋内无人应答。
他回过头，见孙中山正低头翻着一本英文书，陈少白斜靠在酸枝椅上把玩一只鼻烟壶，只有尢列抬起头，悠悠地接了一句：“知道了又如何？知道了，也不过是多个酒钱。”
杨鹤龄的父亲在澳门经商，在香港置下这间铺子，本是指望儿子能安心做买卖，光大门楣。谁知杨鹤龄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非但无心生意，反倒把这里变成了几个年轻人的聚谈之所。
孙中山在香港华人医学院读书，陈少白是他的同学，尢列则在华民政务司署当书记。四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每逢课余假日，便在“杨耀记”楼上高谈阔论，往往至夜深方散。
今夜，尢列带来一包从广州捎来的龙井，陈少白从荷李活道的洋行买了几听英国饼干，孙中山则刚从学院下课。
四人围坐在酸枝圆桌前，窗外是歌赋街的灯火，窗内是年轻人蒸腾的热气。
“逸仙，”
杨鹤龄转过身，看向孙中山，“你那本《法国革命史》可看完了？”
孙中山抬起头，将手中的书合上，封面赫然印着法文书名。
他今年二十四岁，面容清瘦，目光却有一种异样的沉静，
“看完了。
法兰西人杀了一个国王，换来的是平等、自由、博爱三个词。我们杀了多少皇帝？可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陈少白放下鼻烟壶，坐直了身子。
他生得俊秀，是四人中最年少的一个，不过二十一岁，却已有了几分名士派头。
他祖父是牧师，父亲是乡绅，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后来又入了广州格致书院，中英文俱佳，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可他偏偏不安分。
“法兰西的百姓，”陈少白说，
“杀国王之前，要先知道国王可以杀这个道理。我们的百姓呢？四万万人，有几个知道朝廷是可以不要的？”
“知道又如何？”尢列仍是那副淡淡的语气，“知道造反要杀头，九族都要诛。你我去说，人家当你疯癫。你我做了，人家还要帮着官府来捉你。”
尢列年长孙中山一岁，是顺德人，出身书香世家。
他十七岁随家人东渡日本，后来又北上京津，遍游华北华东，最要紧的是——他在上海加入了洪门。
他从未细说，孙中山也从未细问。但正是因为这个身份，他在四人中最沉得住气，也最懂得秘密二字的分量。
“那我们就等着？”
杨鹤龄急了，“等朝廷自己倒？等洋人发善心？还是等孔夫子从坟里爬出来救人？”
他虽是富商之子，却有一腔热血。
当年在广州算学馆与尢列同窗时，便常听尢列讲洪门的故事，讲明末遗民的悲壮，讲天地会的忠义。
后来与孙中山重逢，更是如鱼得水，恨不得立刻拉起一支队伍，打到北京去。
“不是等。”孙中山缓缓开口，
“是教。是让更多人知道。你我今日在这里说的每一个字，将来都会有回响。”
“你们应当都见过。”
孙中山说道，“在满清治下，我们的同胞，被打了不敢还手，被骂了不敢还口，被杀了也无人问津。
可他们不是生来如此的。”
杨鹤龄握紧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陈少白默然无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尢列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没有说话。
“逸仙，”尢列放下茶杯，目光落在孙中山脸上，“你那天说的那句话，我想了很久。”
“哪句？”
“推翻朝廷。”
室内忽然安静下来。
“这是杀头的话。”尢列的声音很低，却很清晰，“你应当知道香港有多少满清朝廷的密探，传出去，你我的人头迟早都要挂起来以儆效尤。”
“我知道。”孙中山说。
“那你还说？”
“因为这是真话。”
孙中山站起身，走到窗前，
“我在翠亨村的时候，见过一个老人。他年轻时参加过太平军，跟着洪秀全打到过武昌。后来天京陷落，他逃回广东，隐姓埋名几十年，靠给人打短工度日。
我问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我问他：你们当年为什么造反？他说：活不下去了。我问他：如今的日子比那时候好过吗？
他说：更难过。太平军败了，朝廷更凶了，洋人更狠了，百姓更穷了。”
他盯着眼前的三人。
“那个老人去年死了。前几年，他把一张太平天国的圣票夹在信纸里寄给我，让我等他死了烧给他。他说：到了那边，还要用。”
陈少白忽然笑了一声，“洪秀全？成不了事。他占了半壁江山，最后还不是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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