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不是真的造反。”尢列说，“他是想做皇帝。一门心思想做皇帝的，最后都当不了皇帝。”
“那谁是真的？”杨鹤龄问。
无人回答，或者说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没吭声。
香港，是那位的养老地。
而很多人，都在等着。
或是等着他死，或是等着他起身，等着他下令，等着他在报纸上来一封新的告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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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起身，给自己斟了一杯茶。他的手很稳，但眼神里有一种亢奋，
“我今天在书院听何启先生讲课，”他说，“讲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你们知道吗？英国的国王现在只是个摆设，真正管事的是议会，是首相。老百姓可以骂国王，可以骂首相，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的坏话，官府不会抓人。”
何启是香港的名流，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是香港华人执业大律师，后来又在医学院任教。他与胡礼垣合着的《新政真诠》主张仿行西法、改革政治，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何先生说，”陈少白继续道，“一个国家要强，就要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不敢说话的国家，再大的兵舰也是纸老虎。”
“让老百姓说话？”尢列冷笑一声，“在北京城门口贴个告示，骂两句朝廷试试？看是老百姓的嘴硬，还是刽子手的刀硬。”
“所以要有枪。”杨鹤龄说，“洪秀全有枪吗？他有。可他还是败了。”
“洪秀全败，不是败在没有枪。”
孙中山重新坐下，语气平静而坚定，“是败在没有理。他只说我是天父的儿子，不说人人都是天父的儿子。他只说要推翻清朝，不说推翻了之后怎么办。
他打下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盖皇宫，是选妃子，是学皇帝的派头。这样的造反，赢了也是输。”
“美国人的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这是造反的道理。法国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也是造反的道理。我们造反，也要有我们的道理。”
“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陈少白问。
孙中山沉默片刻，缓缓吐出八个字：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尢列的目光闪了闪。这是洪门的口号，他再熟悉不过。
恢复中华，这四个字有多少血泪？那是曾经的辉煌和尊严。
“然后呢？”他问。
“然后？”孙中山看着他，“然后建立合众政府。像美国那样，像法国那样。不要皇帝，不要世袭，总统由人民选举，任期到了就换人。”
“人民？”尢列轻轻摇头，“我们的百姓，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怎么选举？”
“所以才要办学，才要开民智。”
孙中山说，“我去年写给郑藻如的信，说的就是这个。先在香山办农会、禁鸦片、兴学堂，一县做成了，一府就能做；一府做成了，一省就能做；一省做成了，全国就能做。”
郑藻如是香山同乡，曾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当时正退休在家。孙中山今年给他写信，提出在香山县试行改良的主张。
杨鹤龄听了，连连点头：“这个办法好，稳扎稳打，不惊动人。”
陈少白却不以为然：“一县一县地做，要做到哪一年？四万万人，等得起吗？洋人可不等我们。”
“等不起，”孙中山说，“所以更要快。怎么快？有人去办农会，有人去办学堂，有人去运动军队，有人去联络会党。各做各的，齐头并进。”
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
尢列知道他看的是什么——洪门，天地会，遍布南中国的秘密组织，几百万会众，都是活不下去的人。
尢列沉吟片刻，说：“会党讲义气，但不懂主义，不懂民主和自由。他们反清，是因为朝廷害他们活不下去。我走遍好几个地方的洪门，只有上海的好些，没有那么可靠。”
孙中山摇了摇头，“不见得。那位九爷不也是会党魁首？他一手利刃，人头滚滚；一手教义，教化人心。说到底，会党也是老百姓，只要有人去教，他们也能懂大义。”
孙中山说，“让他们知道，反清不是为了自己活命，是为了让天下人活命。让他们知道，清朝倒了，不是换一个皇帝，是彻底换个天下。”
尢列看着他，忽然笑了：“逸仙，你是个会说话的人。难怪关景良的父母不让他跟你来往，怕他把儿子带坏了。”
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父亲关元昌是牙医。
孙中山也笑了：“关景良是个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紧。他不来也好，省得连累他。”
“连累？”杨鹤龄大声道，“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要连累人的。怕连累，就不做了？”
“做！”陈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个跟你做！要我做什么？”
“你先读书。”孙中山说，“把书读好，把英文学好，将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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