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不是真的造反。”尢列说,“他是想做皇帝。一门心思想做皇帝的,最后都当不了皇帝。”
“那谁是真的?”杨鹤龄问。
无人回答,或者说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没吭声。
香港,是那位的养老地。
而很多人,都在等着。
或是等着他死,或是等着他起身,等着他下令,等着他在报纸上来一封新的告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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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起身,给自己斟了一杯茶。他的手很稳,但眼神里有一种亢奋,
“我今天在书院听何启先生讲课,”他说,“讲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你们知道吗?英国的国王现在只是个摆设,真正管事的是议会,是首相。老百姓可以骂国王,可以骂首相,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的坏话,官府不会抓人。”
何启是香港的名流,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是香港华人执业大律师,后来又在医学院任教。他与胡礼垣合着的《新政真诠》主张仿行西法、改革政治,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何先生说,”陈少白继续道,“一个国家要强,就要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不敢说话的国家,再大的兵舰也是纸老虎。”
“让老百姓说话?”尢列冷笑一声,“在北京城门口贴个告示,骂两句朝廷试试?看是老百姓的嘴硬,还是刽子手的刀硬。”
“所以要有枪。”杨鹤龄说,“洪秀全有枪吗?他有。可他还是败了。”
“洪秀全败,不是败在没有枪。”
孙中山重新坐下,语气平静而坚定,“是败在没有理。他只说我是天父的儿子,不说人人都是天父的儿子。他只说要推翻清朝,不说推翻了之后怎么办。
他打下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盖皇宫,是选妃子,是学皇帝的派头。这样的造反,赢了也是输。”
“美国人的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这是造反的道理。法国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也是造反的道理。我们造反,也要有我们的道理。”
“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陈少白问。
孙中山沉默片刻,缓缓吐出八个字: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尢列的目光闪了闪。这是洪门的口号,他再熟悉不过。
恢复中华,这四个字有多少血泪?那是曾经的辉煌和尊严。
“然后呢?”他问。
“然后?”孙中山看着他,“然后建立合众政府。像美国那样,像法国那样。不要皇帝,不要世袭,总统由人民选举,任期到了就换人。”
“人民?”尢列轻轻摇头,“我们的百姓,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怎么选举?”
“所以才要办学,才要开民智。”
孙中山说,“我去年写给郑藻如的信,说的就是这个。先在香山办农会、禁鸦片、兴学堂,一县做成了,一府就能做;一府做成了,一省就能做;一省做成了,全国就能做。”
郑藻如是香山同乡,曾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当时正退休在家。孙中山今年给他写信,提出在香山县试行改良的主张。
杨鹤龄听了,连连点头:“这个办法好,稳扎稳打,不惊动人。”
陈少白却不以为然:“一县一县地做,要做到哪一年?四万万人,等得起吗?洋人可不等我们。”
“等不起,”孙中山说,“所以更要快。怎么快?有人去办农会,有人去办学堂,有人去运动军队,有人去联络会党。各做各的,齐头并进。”
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
尢列知道他看的是什么——洪门,天地会,遍布南中国的秘密组织,几百万会众,都是活不下去的人。
尢列沉吟片刻,说:“会党讲义气,但不懂主义,不懂民主和自由。他们反清,是因为朝廷害他们活不下去。我走遍好几个地方的洪门,只有上海的好些,没有那么可靠。”
孙中山摇了摇头,“不见得。那位九爷不也是会党魁首?他一手利刃,人头滚滚;一手教义,教化人心。说到底,会党也是老百姓,只要有人去教,他们也能懂大义。”
孙中山说,“让他们知道,反清不是为了自己活命,是为了让天下人活命。让他们知道,清朝倒了,不是换一个皇帝,是彻底换个天下。”
尢列看着他,忽然笑了:“逸仙,你是个会说话的人。难怪关景良的父母不让他跟你来往,怕他把儿子带坏了。”
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父亲关元昌是牙医。
孙中山也笑了:“关景良是个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紧。他不来也好,省得连累他。”
“连累?”杨鹤龄大声道,“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要连累人的。怕连累,就不做了?”
“做!”陈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个跟你做!要我做什么?”
“你先读书。”孙中山说,“把书读好,把英文学好,将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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