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陈少白瞪大眼睛,“我读得还不够多?我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又在西医书院读了一年,还要读?”
“要读。”孙中山说,“我们要造一个新中国,就要有新知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都要学。日本人已经在学了,他们学得比我们快,将来会比我们强。我们不学,就只有挨打的份。”
尢列给自己斟了一杯茶,茶叶是上等的龙井,是他从广州专程带来的。
他的生活方式与在座几人截然不同——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鲜莲子熬成汤,凉到温度合适才用;衣裳要穿最讲究的面料,喝茶要喝最讲究的茶。但他偏偏和这些谈造反的人搅在一起,偏偏愿意听孙中山说那些杀头的话。
“逸仙,之前我托了堂里的大哥给你递信,有回信没有?”
孙中山点了点头,随后又苦涩地笑了笑。
“陈先生也是一个意思,让我先把书读完。”
尢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几人又聊了一会,话题总是不自觉地偏移,
“我经常想,凭什么一个人只是活着,就要给人磕头?凭什么一个人只是种田,就要饿死?凭什么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里收租,可以当官作威作福,可以骑在百姓头上?”
“后来我在广州读书,看见官府抓人,抓的是几个偷东西的孩子。那几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偷的不过是几个馒头。可官老爷不管这些,把他们抓去,打板子,关起来。他们出来的时候,腿已经断了。”
孙中山的声音很平静,
“英国人的报纸可以骂自家的皇帝,可我们的皇帝呢?我们的皇帝在紫禁城里,看不见百姓,听不见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着三位挚友。
“这香港,有自来水,有煤气灯,有医院,有学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们那里呢?县太爷一句话,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交了钱就放人,交不起钱就关到死。
这不是船坚炮利的事。这是制度的事。”
陈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对。制度。”孙中山说,“医学院也教法律,英国的法律——当然,是英国人写的,里子肯定偏袒英国人。可它有规矩,不管是好的规矩还是坏的规矩,老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规矩,或者说有规矩也形同废纸,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爷今天高兴不高兴,猜今天会不会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几百年,猜成了什么?猜成了奴才。”
“我们的同胞啊……..被教训了二百多年,忘了怎么当人。”
陈少白心里发闷,主动撇开了话题,问道:“逸仙,你之前说日本人学西洋学得很快?”
孙中山想了想:“我听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时,才十五岁。可他们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这些人——去欧美考察了两年,回来就改革。废藩置县,学西洋制度;办工厂,学西洋技术;开学堂,学西洋学问。二十年,就起来了。”
“二十年。”陈少白喃喃道。
“我们呢?”孙中山说,“我们六十年代就开始办洋务,办到现在三十年,办成了什么?办了几个工厂,买了几条船。可制度没变,朝廷没变,百姓没变。”
他顿了顿,声音里有一丝疲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不可谓不尽力。可他们办洋务,是给朝廷办,不是给百姓办。船造出来,是朝廷的船;枪造出来,是朝廷的枪。百姓呢?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日本今年闹经济危机,听说各项生意被抢了不少,国内日子很难过。可他们照样在办工厂,在造兵舰,举国借债。天皇说话,百姓听;官府办事,百姓信。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北洋水师看起来风光,可那钱是哪来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钱要还,收的税要交。百姓一边交税养兵,一边被洋人欺负。这兵,养出来给谁用?
人家的兵,是国家养的。我们的兵,是官老爷养的。国家养兵,兵为国家死;官老爷养兵,兵为官老爷死。可官老爷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满有汉,兵不知道该为谁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来在算一笔账。”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三人。
“我在算——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账。”
“陈先生让我多看看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活的。”
陈少白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鼻烟壶。杨鹤龄原本倚在窗边,此刻也直起身子。尢列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中茶水纹丝不动。
孙中山翻开自己书袋里一本亨利·乔治的着作,指着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本书讲的是:为什么机器越多,工人越穷?为什么国家越富,贫民窟越多?亨利·乔治算了一笔账——土地被少数人占了,大多数人只能租地求活,种出来的粮食,七成要交给地主。这叫什么?这叫地租。地租是什么?地租是看不见的鞭子。”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