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阿姆斯特朗公司，诸位应该听说过。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本国最大的军火商。从1850年代起就给各国卖大炮、卖军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们同时卖给北军和南军；1860年代卖给埃及、土耳其、意大利；1870年代卖给中国、日本、智利。清廷的许多炮台，用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的后装线膛炮。”
德辅沉吟道：“所以，军械这一块，洋行不占大头？”
“不占。”骆克摇头，“洋行的主要战场，是轻工业机器和日用货。棉纱、棉布、煤油、食品、五金零件——这些才是他们的大宗。”
他接着说，“这些洋行不是不想卖军械，是他们卖不过阿姆斯特朗和克虏伯。德国人克虏伯的钢厂，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就开始展销炮筒了；1860年代给普鲁士军队供货，1870年代开始卖给清廷。阿姆斯特朗更狠，他们直接在英国议会和海军部里有人，能左右军方的采购清单。”
他顿了顿：“这些洋行要挤进去，代价太大。不如守住自己轻工业、航运、保险的基本盘，稳赚不赔。”
他看向德辅：“这就是陈兆荣目前大批量采购的聪明之处。大炮、枪械、火药——这些有专门的军火商在做，甚至几家在抢，咱们的商人不卖，德国人和美国人抢着卖。
伦敦的态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外交部的人认为，陈兆荣的存在，可以用来牵制法国人在南洋的扩张，也可以牵制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势力。如果他真的强大起来，法国人和荷兰人就得把更多精力花在南洋，而不是在非洲跟我们争地盘。
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人则担心，如果他完全倒向德国人，英国在南洋的商业利益会受损失。毕竟，克虏伯从1870年代就开始往中国卖军火了，现在更是取得了显着成功。如果陈兆荣的订单全部被德国人抢走，英国军火商怎么办？”
史钊活冷笑：“所以，伦敦内部自己都吵不清楚？”
“吵不清楚。”
德辅点头，“克虏伯早就盯着中国和陈兆荣这块肥肉，已经赚得盆满钵满，陈兆荣更是用克虏伯震撼了整个世界海军。美国人更是什么都敢卖。如果咱们的商人犹豫不决，陈兆荣的订单就会全部流向德国和美国。
所以，军火商卖得小心翼翼，卖得遮遮掩掩。通过中间商、通过代理、通过民用转军用的灰色渠道，把东西送到他手里。
商人要赚钱，外交部要搞平衡，陆军部和海军部要防患于未然。谁也吵不赢，最后的结果就是——就先这样吧。
要是伦敦真的发一道枢密院令，专门禁止向陈兆荣的港口出口军火。那等于公开宣布：英国不承认他的政权。然后呢？德国人和美国人趁虚而入，他在军事上完全倒向柏林和华盛顿，我们在南洋的贸易利益怎么办？
还有，那些洋行卖的那些灰色地带的机器，恰恰也是陈兆荣大批量需要的：煤矿要有机器才能增产，船厂要有车床才能修船，印刷厂要有机器才能印书、印报纸。”
史钊活皱眉：“印刷设备？”
“他仍在扩大办报规模，扩大学校的规模。”
骆克说，“现在，他的《公报》发行量已经非常吓人，甚至清廷内部都禁绝不了。
报纸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英文版专门给我们这些洋人看，满篇都是自由贸易、国际法、主权平等；中文版给南洋的华人看，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讲的是华人之自强，海外新土，殖产兴业，还连载翻译的《普法战纪》和《华盛顿传》。”
德辅冷笑一声：“他倒是不挑食。华盛顿、俾斯麦、亚当·斯密，什么都往自己的篮子里装。”
“问题就在这里，”
骆克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不是乱装。他的报纸上有一句话，我让人翻译了出来——泰西之强，强于其法；日本之兴，兴于其学。吾华人之在南洋者，无朝廷之依恃，有四方之财货，正当以法为纲，以学为本，自成一系。”
皇家海军驻香港分遣队指挥官理查德·肯尼迪上校一直没开口，这时却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先生们，我听到的，全是政客和商人的语言。让我从海军的角度说几句。”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大幅海图前，手指点向几个位置：
“马尾，他占了。基隆，他占了。安南，他占了。兰芳，是他老巢。把这些点连起来，你们看到了什么？”
他自问自答：“一条链子。从南海的北端到南端，从台湾海峡到巽他海峡，每隔五百海里，就有一个他的港口。每个港口都有船坞，都有煤栈，都有炮台。我们的商船在这条航线上跑，从前只能靠新加坡和香港补给，现在，多了四个选择——但这四个选择，全在他的手里。”
骆克接口道：“而且他的船队挂的不是任何列强的旗，是他自己的旗。
去年一年，他的船队承运了对华的大米贸易的百分之四十，基隆的煤炭贸易抢了横滨至少一半的市场，还有茶叶和生丝，数字更加夸张。这些都是汇丰银行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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