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钊活哼了一声：“所以汇丰还在给他放贷？”
“汇丰在试探，”骆克说，“标准程序：先给短期贸易贷款，看看还款能力；再给设备采购贷款，看看抵押物；最后才是长期投资，看看政治风险。汇丰还在第二步，他们也在犹豫。”
肯尼迪上校转回身来：“政治风险？先生们，他的政治风险，恰恰是我们最应该讨论的。我听到有人说——而且说这话的，不止一个人，陈兆荣活不了几年了。”
他看向德辅：“总督阁下，您应该知道那个传闻。”
德辅缓缓点头：“是有个说法。他在新加坡被关押时，安排了一位英国医生强制给他看过病，那位医生回来后说，陈兆荣的内脏有问题，活不过五年。后来这个说法传开了，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五年？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那我们就该指望这个？”
肯尼迪的声音带着嘲讽，“指望老天爷帮我们收场？”
骆克摇头：“指望他死，是最蠢的策略。因为就算他死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会消失。军校还在，船厂还在，枪炮厂还在。
他办的哪些学校，振华学营，海军学校，马上又有一批学生就要毕业了。
那里面教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几何、化学、航海术、枪炮学。这些人就算不当兵，去当商人、当工匠、当账房先生，也足以改变南洋华人社会的底色。就这，我还没统计，现在南中国海，到底有多少他们办的义学。”
他从文件里又抽出一张纸：“这是从内部文件里抄出来的，关于他们的办学宗旨——使南洋之华人，无论贫富，皆得受实用之学。学成之后，或从事实业，或效力军旅，或服务乡梓，皆能自食其力，不受外人欺凌。”
史钊活轻蔑地笑了笑：“听起来像是传教士的论调，只不过传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强。”
“传教士没有军队，他有。”肯尼迪冷冷地说，“而且他的军队，打赢了法国人和荷兰人。”
这句话让房间里的空气又凝重了几分。
一直坐在角落沉默的辅政司署法律顾问亨利·端纳，这时终于开口。他是房间里最年轻的，刚从伦敦调来不到半年，
“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陈兆荣的政权，从国际法上讲，到底是什么？”
他看着众人的反应，继续说下去：“兰芳公司——那是他最早的地盘，但兰芳当年向清朝进过贡，清朝皇帝虽然没正式承认，但也没禁止。现在他把兰芳在几国的监督下改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个名称本身就没有国家法理。
安南是中国的藩属，他打跑了法国人，明面上对清廷称臣，但其他国家承认吗？也不承认。”
“所以？”史钊活问。
“所以，他现在统治下的所有地方，从国际法上讲，都处于一种主权未定的状态。甚至，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咱们的同僚，乐观主义者，称他的政权是海盗和买办政权，他永远是做代理，自己出口的东西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轻加工产品和原材料，不值一提，无非是靠着德国和咱们英国的军舰，以及咱们的军官才打赢的战争。”
端纳接着说，“那他陈兆荣是谁？是殖民者？是地方军阀？是商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骆克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的政权没有法理基础？”
“不是没有，”
端纳摇头，“是没有被现有国际秩序承认的法理基础。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比如说，他如果以兰芳共和国的名义，或者安南共和国的名义跟英国签条约，我们签不签？
签了，就等于承认他是一个主权实体；不签，就只能维持目前这种事实上的合作，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我们当然不会签。”史钊活断然说，“签了，就等于告诉荷兰人和法国人：我们在背后捅你们刀子。伦敦绝不会冒这个风险。”
“但如果不签，”端纳说，“他的政权就永远处于灰色地带。今天我们可以跟他做生意，明天局势一变，就可以用他没有缔约权为理由，没收他的船只，查封他的货物。这正是我们对付那些半独立土邦的惯用手法。”
德辅点点头：“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受制于人。”
“不一定。”骆克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罕见的认真。
所有人都看向他。
骆克拿起那张报纸的翻译稿，指着其中一段：
“他的报纸上，最近开始连载一个系列文章，题目叫《论南洋华人之地位》。
里面有一段话——今日之世界，非百年前之世界。轮船、电报、铁路，已将五洲连为一体。南洋之华人，虽无清廷之承认，却有各国之商贾为邻、有自强之心。吾人自立法度，自建军旅，自开工厂，则虽无国际承认，亦不失为一实存之政治实体。实存且自强者，终将得人承认。”
他把报纸放下，看着在座的同僚：“先生们，这不是生意，也不是军事计划。这是一种——主义。他是在给南洋的华人，输出一种可以替代皇权的正当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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