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钊活哼了一声:“所以汇丰还在给他放贷?”
“汇丰在试探,”骆克说,“标准程序:先给短期贸易贷款,看看还款能力;再给设备采购贷款,看看抵押物;最后才是长期投资,看看政治风险。汇丰还在第二步,他们也在犹豫。”
肯尼迪上校转回身来:“政治风险?先生们,他的政治风险,恰恰是我们最应该讨论的。我听到有人说——而且说这话的,不止一个人,陈兆荣活不了几年了。”
他看向德辅:“总督阁下,您应该知道那个传闻。”
德辅缓缓点头:“是有个说法。他在新加坡被关押时,安排了一位英国医生强制给他看过病,那位医生回来后说,陈兆荣的内脏有问题,活不过五年。后来这个说法传开了,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五年?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那我们就该指望这个?”
肯尼迪的声音带着嘲讽,“指望老天爷帮我们收场?”
骆克摇头:“指望他死,是最蠢的策略。因为就算他死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会消失。军校还在,船厂还在,枪炮厂还在。
他办的哪些学校,振华学营,海军学校,马上又有一批学生就要毕业了。
那里面教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几何、化学、航海术、枪炮学。这些人就算不当兵,去当商人、当工匠、当账房先生,也足以改变南洋华人社会的底色。就这,我还没统计,现在南中国海,到底有多少他们办的义学。”
他从文件里又抽出一张纸:“这是从内部文件里抄出来的,关于他们的办学宗旨——使南洋之华人,无论贫富,皆得受实用之学。学成之后,或从事实业,或效力军旅,或服务乡梓,皆能自食其力,不受外人欺凌。”
史钊活轻蔑地笑了笑:“听起来像是传教士的论调,只不过传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强。”
“传教士没有军队,他有。”肯尼迪冷冷地说,“而且他的军队,打赢了法国人和荷兰人。”
这句话让房间里的空气又凝重了几分。
一直坐在角落沉默的辅政司署法律顾问亨利·端纳,这时终于开口。他是房间里最年轻的,刚从伦敦调来不到半年,
“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陈兆荣的政权,从国际法上讲,到底是什么?”
他看着众人的反应,继续说下去:“兰芳公司——那是他最早的地盘,但兰芳当年向清朝进过贡,清朝皇帝虽然没正式承认,但也没禁止。现在他把兰芳在几国的监督下改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个名称本身就没有国家法理。
安南是中国的藩属,他打跑了法国人,明面上对清廷称臣,但其他国家承认吗?也不承认。”
“所以?”史钊活问。
“所以,他现在统治下的所有地方,从国际法上讲,都处于一种主权未定的状态。甚至,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咱们的同僚,乐观主义者,称他的政权是海盗和买办政权,他永远是做代理,自己出口的东西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轻加工产品和原材料,不值一提,无非是靠着德国和咱们英国的军舰,以及咱们的军官才打赢的战争。”
端纳接着说,“那他陈兆荣是谁?是殖民者?是地方军阀?是商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骆克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的政权没有法理基础?”
“不是没有,”
端纳摇头,“是没有被现有国际秩序承认的法理基础。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比如说,他如果以兰芳共和国的名义,或者安南共和国的名义跟英国签条约,我们签不签?
签了,就等于承认他是一个主权实体;不签,就只能维持目前这种事实上的合作,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我们当然不会签。”史钊活断然说,“签了,就等于告诉荷兰人和法国人:我们在背后捅你们刀子。伦敦绝不会冒这个风险。”
“但如果不签,”端纳说,“他的政权就永远处于灰色地带。今天我们可以跟他做生意,明天局势一变,就可以用他没有缔约权为理由,没收他的船只,查封他的货物。这正是我们对付那些半独立土邦的惯用手法。”
德辅点点头:“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受制于人。”
“不一定。”骆克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罕见的认真。
所有人都看向他。
骆克拿起那张报纸的翻译稿,指着其中一段:
“他的报纸上,最近开始连载一个系列文章,题目叫《论南洋华人之地位》。
里面有一段话——今日之世界,非百年前之世界。轮船、电报、铁路,已将五洲连为一体。南洋之华人,虽无清廷之承认,却有各国之商贾为邻、有自强之心。吾人自立法度,自建军旅,自开工厂,则虽无国际承认,亦不失为一实存之政治实体。实存且自强者,终将得人承认。”
他把报纸放下,看着在座的同僚:“先生们,这不是生意,也不是军事计划。这是一种——主义。他是在给南洋的华人,输出一种可以替代皇权的正当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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