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微微一怔。
“复生兄方才说站的地方。”梁启超的目光变得灼灼，“那位九爷给百姓站的地方，是他用炮舰圈出来的一块地。可这块地之外呢？四万万同胞还跪着。九爷的势力在安南、在台湾、在马尾，可他进两广了吗？进湖广了吗？进直隶了吗？”
“这才是我等来这里的目的和意义！”
他把《普法战纪》轻轻放回书架。
“我想的是：如果只是靠几条船、几座厂，就能救中国，那洋务派早就让中国富强了。为什么不行？”
梁启超的声音沉下去，“康先生告诉我，要有教！不是洋人的宗教，是我们自己的孔教。把四万万人重新教成中国人，让朝廷知道变，让皇上知道变，让士大夫知道变。大家都想到一起去，思想变了，船和炮才有用。”
“变？”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冷笑一声，“康长素那张托古改制的方子，我见过。他在万木草堂讲《新学伪经考》，讲《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变法家。
卓如兄，我问你，就算皇上信了这一套，下了诏书变了法——那些满族亲贵怎么办？靠科举吃饭的读书人怎么办？那些占了全国良田的地主怎么办？他们能让皇上安安稳稳地变下去？”
“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
“所以你主张杀？”梁启超反问。
那人沉默片刻，掐灭了手里的纸媒，声音平静得有些吓人。
“杀！”
他说，“逸仙方才说的，复生说的，卓如你说的，我都感觉有道理。
可满清入关两百多年，杀得汉人够不够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的是谁？文字狱，禁海令，圈地令，磨的是谁？这么多年，你们的手段要多久，能打动多少人？
依我看，要下猛药！”
“我在美国读书，看过什么进化论，什么民约论，都好。可回到国内，对着那些吃人的旗人，你跟他讲这些？他会听吗？”
“我是南洋洪门中人，从美国读书回来，见过太多人。有读书人，有农夫，有矿工，有商贩。他们不识字，不懂什么孔教、什么西学。
可他们知道一件事，能想到一起去——这朝廷不是他们的！
他们拜的是关公，是宗祠，信的是血脉、是义气，喊的是反清复明。这复明也许是假的，可这口气是真的。”
“在内地，你分得了地吗？你一动地主的田，士绅就跟你玩命。所以，内地的路，跟洋外的路，不一样。内地要流血。不杀出一条血路，什么教化、什么骨气、都是空的。”
“你方才说，内地要流血。”
孙中山开口，“流谁的血？百姓的血，还是我们的血？要死多少人，杀多少人？杀了人，血海沉浮之后呢？谁来种地，谁来织布，谁来给孩子教书？”
“九爷在南洋，也杀过人。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可他杀完之后呢？他分了地，办了学，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他不是为了杀而杀。”
“你是说我为杀而杀？”那人皱眉。
“不。”孙中山摇了摇头，“我是说，杀，或许是一条路。可杀完之后，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
“我在西医书院读书，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讲英国的《大宪章》。他说，八百年前，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贵族砍国王，国王砍贵族。可他们杀来杀去，杀出几卷羊皮纸，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这才是本事。”
“逸仙，你这是要效仿英国？”陈少白问。
“不是效仿。”孙中山说，“是看明白一个道理：杀人不是目的，立规矩才是。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农会怎么分地，工厂怎么分红，学堂怎么招生，军队怎么议事——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他立的不是大清律，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
“大清律没人在乎，百姓也看不懂，可这些规矩，百姓是死死记在心里了，是因为这些规矩是保护他们自己的！”
谭嗣同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忽然开口：“逸仙，规矩是需要地方施展的。杀人流血，再造河山，要死多少人？要多少年？到时候，洋人会不会趁虚而入，我们会不会亡国灭种？我们有没有时间？”
“毕竟，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改变大清，难道不比流血牺牲，从头再来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吗？”
几人面面相觑，都有些默然，转而听起来屋子里其他人的争吵。
有些话没有聊得那么深入，但人在香港，在九爷的地盘上，就隐约表明了一种态度，
华人的路线里面，走得最成功，也最远的，看起来最有可能成功的，恰恰是他们来这里看到的这一条路，可兰芳、安南的分地改制他们都从报纸上看过，这一套要是他们接下了，回到清廷，岂不是明晃晃地造反？
“听讲今日九爷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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