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条件很艰苦吧?”吴国华问。
“艰苦,但精神富足。”老先生回忆着,“教授们薪水微薄,还要兼职才能维持生活。闻一多先生刻印卖钱,朱自清先生吃不起肉,吴晗先生变卖家当。学生们更苦,很多人家乡沦陷,断了经济来源,只能靠救济金和打工维持学业。但就是这样,大家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因为都知道,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国家还能有未来。”
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草长得不算整齐,但绿意盎然。
草地中央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民主草坪”四个字。
“这里就是着名的‘民主草坪’。”老先生说,“学生们常在这里集会、辩论、讨论时事。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在这里。那天人山人海,闻先生站在桌子上,声音铿锵有力。我们一直都记得那句话:‘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老先生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几天后,闻先生就牺牲了。李公朴先生也是,那段时间,昆明的天空都是黑色的。”
三人肃立,阳光照在草地上,暖风吹过,草叶轻轻摇曳。但在这片和平的景象下,吕辰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呐喊声、掌声、枪声。
“走,我带你们去看烈士墓。”老先生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
他们来到校园一处相对僻静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庄重的墓园。四座墓碑并排而立,墓碑上分别刻着名字: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
墓碑前摆放着几束新鲜的野花。
“这就是‘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老先生轻声说,“1945年,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这四位年轻的学生在运动中牺牲了。最小的才十六岁。”
三人俯身仔细看着墓碑上的字迹,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压在心口。
墓园旁边还有两座衣冠冢,分别是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的。
墓碑简洁,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害后,联大师生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这里建了衣冠冢。”老先生说,“每年清明,都有学生来扫墓。”
三人在墓前肃立良久,夕阳西下,把墓碑的影子拉得很长。
远处传来学生们打球的笑闹声,那是属于新时代的声音,但在这片墓园里,时间仿佛凝固在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离开墓园,老先生又带他们去看了一处简朴的平房。
房子看起来比铁皮屋好一些,是砖木结构的,但也很陈旧了。
“这里是当年理学院的实验室之一。”老先生推开虚掩的门,“进去看看。”
实验室里摆放着一些老旧的仪器设备,木质的实验台,铁架台,酒精灯,天平,显微镜。
玻璃器皿放在木架上,有些已经破损。墙上贴着发黄的元素周期表和实验守则。
“这些仪器,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老先生抚摸着实验台光滑的表面,“试管不够用,就把罐头瓶洗干净当试剂瓶。没有电源,就用电池或者手摇发电机……”
三人想象着当年的场景:煤油灯下,教授们耐心讲解,学生们认真记录;简陋的仪器前,他们一遍遍重复实验,记录数据;窗外的炮火声中,他们讨论着原子结构、量子力学、有机合成……
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对科学的执着,超越了一切物质条件的限制。
“联大当时有很多有名的教授吧?”钱兰问。
“太多了。”老先生如数家珍,“文科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钱穆、陈寅恪、傅斯年;理科有吴有训、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工科有刘仙洲、顾毓琇、施嘉炀……可以说,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大半都在联大了。”
他们走出实验室,继续在校园里漫步。
老先生指着路旁一些高大的桉树和梧桐:“这些树是联大师生亲手种的,当年只有手腕粗,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树干粗壮,树冠如盖。
树皮斑驳,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吕辰伸手触摸粗糙的树皮,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的年轻学子们种树时的手温。
路过图书馆时,老先生提议进去看看。
图书馆是一栋新建的三层楼,比周围的建筑要气派一些。
进入阅览室,里面很安静,学生们在埋头读书,只有翻书页的沙沙声。
老先生走到一个书架前,熟练地抽出几本旧书。
书皮是深蓝色的布面,已经磨损发白。
翻开扉页,上面盖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印章,印章的颜色已经褪成淡红色。
再往后翻,有一张泛黄的借阅卡片贴在封底,上面用钢笔写着借阅日期和姓名。
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但都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
“这是当年的馆藏。”老先生轻声说,“联大北返时,一部分图书留在了昆明,后来就归入了云师大的图书馆。我有时会来这里,翻翻这些旧书。每次翻开,都像是打开了时间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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