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灯光熄灭后，研究院的院落重归寂静。但那种紧绷感并未消散，反而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每个角落。秦念“在应变中生长”的指示言犹在耳，可生长需要养分，需要空间，也需要最基础的“土壤”支撑。很快，一个比任何外部规则更具体、更迫切的内部瓶颈，卡住了“生长”的咽喉。
九月下旬，暑热退去，研究院内的“热度”却因一个最原始的难题再度飙升——计算能力，或者说，严重匮乏的算力。
王磊团队那套为“玄甲-3”数字化制造搭建的仿真模型，在吸收了沈飞首次试切的“嘈杂”数据，并尝试加入更多物理细节以解释诸如“发黏”等现象后，体积和复杂度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当这个升级版模型被提交到“银河”亿次计算机上申请运行时，反馈回来的不是任务号，而是一盆冷水：预计排队等待时间超过一周，单次运算耗时预估一百二十小时以上。
更令人绝望的是工程逻辑。这不是一次仿真就能定稿。按照“设计-仿真-试切-修正”的迭代循环，他们可能需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这样的运算，才能让模型勉强追上真实工况的复杂度。若按“银河”目前的资源分配，完成一轮像样的优化，时间单位将以“年”计。
“我们这简直是用牛车拉卫星！”王磊在小组紧急会议上，抓了抓本就凌乱的头发，眼底布满血丝，“模型刚想往深了走一步，‘银河’就直接躺平了。这还不算，院里吴老师那边的全芯片仿真、空气动力所的流场计算，哪个不是吃算力的大户？都在排队，都在等！”
陈启元面色凝重地点头：“材料微观组织的相变模型、晶体塑性模型，不是没想过，但一想到那个计算量……只能继续用宏观的、粗略的近似。没有足够的算力，数字化和精细化就是一句空话，是沙滩上的城堡。”
张海洋更是急得火烧眉毛：“沈飞那边等不了！杨工明确说了，下个月必须看到下一轮工艺改进方案，否则试点工件排不进他们的生产计划。我们没时间等‘银河’慢慢算。”
算力，这个八十年代中国科研领域普遍存在、却又常在宏大叙事中被默默咽下的“硬骨头”，此刻如此尖锐地暴露出来，横亘在通往协同攻关目标的必经之路上。 你有再好的设计思路、再宝贵的一线数据、再迫切的工程需求，没有足够的计算资源去验证、去迭代、去优化，一切都只能停留在纸面，甚至可能因为决策延迟而错失工程窗口。
问题火速摆到了秦念案头。她立刻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项目组的技术障碍，更是“火炬”计划乃至中国高端科研向纵深发展时，必将集体遭遇的“天花板”。
“不能坐等，更不能只抱怨资源不足。”秦念听完汇报，斩钉截铁，“三条腿走路，多路径突围。第一，正式向国家超算中心申请紧急机时，充分阐述我们项目对重点型号的支撑意义，这是‘向上要’。第二，内部立刻启动模型和算法的优化精简，挖掘现有代码的每一分潜力，这是‘自己省’。第三，”她目光转向一直沉默思索的吴思远，“吴工，国际上有无新的计算模式，能绕过对单一大型机的依赖？”
吴思远扶了扶眼镜，沉吟道：“确实有动向。一些高校和大型企业研发部门，开始探索用多台高性能工程工作站，通过高速网络连接，组成集群，进行并行计算。比如用PVM（并行虚拟机）或早期的MPI接口，把任务分解到多台机器同时运算，理论聚合性能可以很高，成本却比超算低很多。”
他话锋一转，列出难题：“但在我们这儿，障碍不小。首先，这类工作站本身是高端设备，进口需要外汇和批文，不易获得。其次，组建集群需要配套的高速网络设备和布设。再次，并行算法的改写和移植，需要专门人才，我们目前没有。最后，整个集群的调度、管理和维护，对我们来说是全新课题。”
“新课题就学，新路就闯！”秦念没有犹豫，“总比被一座独木桥卡死强。王磊，你们的模型代码，改造成并行版本的难度有多大？”
王磊苦笑：“吴老师，我们现在的代码全是串行思维，改造工作量巨大，而且……我们组里没人懂并行编程。”
“那就抽人学，在干中学！”秦念拍板，“立即成立院内‘并行计算技术攻关与示范小组’。吴工，请你总体指导。从计算机所抽调两名有系统和网络背景的同志。王磊、陈总师、张工，你们各派一名年轻骨干加入。第一阶段目标：三个月内，搭建一个由四到八台工作站组成的试验集群，成功运行一个经过并行化改造的简化版‘玄甲-3’切削仿真案例，证明此路可行。 经费和设备采购，我来协调。”
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原本就满负荷的“协同攻关”主线旁，又劈开一条技术风险未知、资源消耗不小的“副线”。但秦念清楚，算力是底层土壤，土壤贫瘠，上层的任何协同设计和技术优化都无从生根。 这一步，再难也得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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